1940年2月，肖华同志由冀鲁边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和曾国华任支队长的第五支队抵达鲁西，驻张秋镇、岱庙地区。
4月13日，在小吴村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
鲁西军区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合并，恢复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番号，旅兼军区。
肖华同志任司令员（旅长）兼政治委员，杨勇同志任副司令员（副旅长），邓克明同志任参谋长，符竹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张国华任政治委员，辖一、二、三团；
运河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我任政治委员，辖四、五团，
四团（原系山东泰西六支队）团长何光宇，政治委员刘汉，
五团（系原曾国华率领的五支队）团长刘正，政治委员杨俊生。
运河支队主要在聊城、茌平、博平、东阿、阳谷一带（运东地区）活动，担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和巩固运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
运东地区是鲁西的北部屏障，与泰西唇齿相依，互相策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敌伪对该地区十分重视，日夜不停地增设据点，企图牢牢控制。顽军齐子修、冯寿鹏、吉占熬等部也极欲在此长期驻扎。加上会道门村村皆有，土匪活动猖獗，造成民不聊生，社会状况极为复杂。
聊城居鲁西北的中心，是一座文化古城，抗日战争初期，我党曾派彭雪枫同志来此指导工作。
1937年9月，山东省委派张霖之等一批干部来聊城，成立了鲁西特委。
鲁西党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联合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并组织领导了一批武装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范筑先，备致赞扬与慰问之意。
党的工作发展很快，革命力量飞速壮大，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广大城镇乡村都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一时之间，山东省“红了半边天”的声威传遍了全国，聊城更有“小延安”之称，从这里培育和涌现出了大批抗日骨干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很大力量。
但1938年日寇进攻聊城时，我党优秀干部范筑先战死沙场，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也同时殉国，鲁西北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转入低潮。
除县城和主要乡镇被日伪占领外，尚有齐子修等顽军盘踞于这一地区，我抗日县区政府及地方武装力量不大，各项工作亟待开展。我运河支队在运东（聊城）地区的活动，肩负着创建和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我们在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中，不但要与日伪军进行频繁的战斗，而且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始终要以很大的力量来对付顽固分子的进攻。
在与顽军的斗争中，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与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0年6月下旬，顽军石友三纠集3万余人向我根据地进犯。
7月初，在华北讨逆野战司令员宋任穷、政委肖华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第三次讨逆战役（第一次讨逆战役于1940年2月进行，第二次讨逆战役于1940年3月至5月中旬进行）。
7月11日，我们率运河支队第五团和军区特务营，冒着炎热酷暑，从范县（今属河南）龙王庙猛追石友三部第三纵队至颜村铺。在追击途中，由于酷暑高温，烈日暴晒，不少战士在途中中暑休克，有的甚至死亡。
我军乘敌在颜村铺立足未稳之机，猛扑其冀察战区第三纵队邵鸿基部，激战数小时，最后顽军的头目和跟随的伪县长龟缩在一座大院土楼上，负隅顽抗。
我们采取烟熏火烧的办法，迫使敌人投降。这一战斗击毙顽军支队参谋长杨檄泰以下百余人，俘虏第三总队长跃江及肥乡、任县等县长（5人）以下千余人，邵鸿基只身逃窜。
战斗刚要结束，据侦察员报告：日寇300多人由寿张（台前）出动，突然向我侧后袭来，妄图挽救顽军被歼的败局。
日寇与国民党顽军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绝非偶然巧合，而是他们互相勾结的真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日寇来得很快，鬼子的炮火打到了颜村铺的东北角。支队通信员黄鸿友同志脚跟负伤，忍着剧痛急速跑来向我报告：“曾政委，鬼子从北面向颜村铺进攻。”
情况异常紧急，不容半点犹豫，我立即命令部队利用青纱帐隐蔽向南转移，仅留小部队和侦察人员监视敌人，并派出小部队从日寇后侧进行袭扰。
日寇发现我军已从青纱帐转移，乃于12时许向阳谷方向退去。
第三次讨逆战役在宋任穷司令员、肖华政委统一指挥下，我运河支队第四团配合兄弟部队，与顽军激战范县吴桥，歼敌石友三的第一八一师米文和部500余人。
经过第三次讨逆战役，石友三遭到我军沉重打击，便龟缩于濮阳、濮县地区，构筑围寨、深沟高垒，伺机蠢动，还四处抢掠粮款，拉夫抓丁，捕捉屠杀我抗日工作人员。我鲁西军区政治部敌工科长杜希林同志，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被石友三部杀害的。
12月1日，顽军发生内讧，高树勋、孙良诚等将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处死。高树勋继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此后，顽军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实力不断削弱，大大减轻了对我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
讨伐石友三的战役刚结束，军区又命令我运河支队第二团开赴巨南地区。
巨南地区泛指嘉祥、巨野、菏泽、金乡、鱼台等县，地处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以西（所以也称湖西地区），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处，是鲁西军区与鲁东南一一五师师部联络必经之路，又是华中北上西去必经之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我与日、伪、顽必争之地。
这一地区河湖交错，地势平坦，是盛产粮棉的鱼米之乡。这里人口众多，村镇稠密，一般村庄住有几十户人家，有的有一两千户。
有些村镇被会道门利用围寨严加控制，我抗日军政力量都比较薄弱，急需展开。我运河支队第五团在曾国华支队长和我率领下，担负着打击日、伪、顽和反动会道门，发动群众，建立和壮大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部队冒着酷暑，开赴巨南。
向巨南进军恰逢雨季，到处是水汪汪的一片。我们蹚着过膝深（个别地段齐腰深）的水越过菏泽到济宁公路。
虽然我们顶着烈日，有时淋着大雨，道路泥泞，衣服整天总是湿漉漉的，晴天被汗水浸透，雨天被雨水淋透，行军极为艰难，但是部队情绪活跃，士气高昂。
当时我们装备差，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指战员们对天总有“三盼望”：
一年中盼望有青纱帐的季节；一天中盼望夜幕降临；在天气方面盼望下雨刮风。
我们这次南下巨南，天时对我们极为有利，广阔的大地，任凭我们奔腾冲杀。
一天，经过一夜冒雨行军，天刚亮到达巨野西南的营里集，这是一座住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庄。部队急需进餐和休息，但营里集的寨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入。
我们反复耐心地阐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并用我们部队冒雨在围寨周围等待的事实来证明我军是全心全意为抗日、为人民的军队。一些群众站在围寨上看到我们冒雨等待的情景，深受感动。
但寨门被会道门头头控制的武装把守着紧闭不开。于是我们决定强攻入寨，经过短暂交火，很快攻入围寨。在寨里做饭时，一营误用桐油炒菜，结果部队食桐油中毒，上吐下泻，头晕腹痛。
午后，日寇从菏泽出动100多人并配属由洋马拉着的九二式步兵炮，已临围寨西门。可见反动的会道门与日寇紧密勾结，通风报信。
鬼子用炮火将西门轰开，由于一营的部队误食桐油中毒，导致体力不支，无法战斗，我们组织部队用火力杀伤敌人的同时，撤出了营里集。实在遗憾，使我们失去一次极好的歼灭鬼子和缴获九二式步兵炮的战机。
部队离开营里集继续往南进到万福河两岸地域，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化瓦解会道门，孤立打击会道门的头目，平毁围寨，挖抗日道沟，建立和健全抗日民主政权。
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基本打通了巨南通道走廊。此时，军区命令我们撤回运东地区。
我们往回撤途经郓城东南的王老虎镇。该镇有千余户人家，人口上万，据说该镇在外当兵的就有上千人。
镇内驻有鬼子30多人和200多名日伪军。我们突然袭击，猛烈攻入王老虎镇，很快将200多名日伪军歼灭在一个地主的大院内。
剩下30多名鬼子和10多名慰安妇，驻在一个碉堡周围的民房里，我们组织火力猛攻，击毙鬼子一部，剩下的鬼子龟缩在坚固的碉堡内，凭借火力，死守待援。
鬼子在碉堡内用曳光弹射击，将一处大院房屋点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天空，并发射毒气弹，造成我部分指战员中毒，头痛难忍，眼睛睁不开，流泪不止，看不见，心口像火烧一样难受，采用口嚼大蒜、喝凉水等土办法，待一小时后才逐步缓解。这是我第一次中毒。
由于中毒人员较多，我军难以接近碉堡，于是我们撤出战斗，继续往北转移，于10月初回到运东地区。
1940年10月下旬，鲁西军区在寿张境内小吴村（第二次）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建军会议。
根据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一一五师的指示，将一一五师所属部队与地方武装统一整编，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健全统一军事、政治、后勤等制度。
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三旅运河支队和陈士榘率领的晋西南独立支队第二团整编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黄河支队改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邓克明任旅长，张国华任政治委员，辖十、十一、十二团。
第三四三旅和运河支队、黄河支队番号则同时撤销。
教导第三旅仍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王秉璋任副旅长，何德全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第七、八、九团。
第七团（原运河支队第五团）团长刘正，政治委员杨俊生；
第八团（原晋西南独立支队第二团）团长夏得胜，政治委员李仕才；
第九团（原运河支队第四团）团长何光宇，政治委员郭华。
抽调了大批地方武装力量充实三个主力团。会议还决定分区建立基干团或基干营，县成立基干大队，区成立区中队。
11月，部队开始了以健全组织、统一制度、树立正规作风、克服游击习气为内容的整训。
1940年，鲁西东平县张博士集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政工会议后合影。
前排左一范阳春（组织部部长）、左二邱如发（八团政治处主任）、左三刘汉（九团政委）、
左四钟学林（七团政治处主任）、左五石新安（一分区政委）、
左六肖华（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左七王辉球（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左八郭华（九团政治处主任）、左九李仕才（八团政委），
后排右二曾思玉（军区政治部主任）、右三姜思毅（宣传部部长）、右七杨俊生（七团政委）
运河支队从成立到撤销其番号都在1940年内，时间只有半年。到1940年年底，我鲁西根据地扩展到寿张、阳谷、聊城、莘县、朝城、范县、观城、濮县之间的广大地区，使泰西、运西、鲁西北和运东四个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并与冀鲁豫、湖西、冀鲁边、鲁南区打通了联系，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新婚一夜即出征
1940年12月31日，晚上，再过五个小时，历史的车轮就将转入一个新的年度。
鲁西区党委、行署所在地——范县玉皇庙村一间普通民房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我终生难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领导和同志们利用战斗间隙，为我和洪林举行了热闹而简朴的婚礼。
那天下午，刚刚下过一场小雪，晴空万里，风静地洁。鲁西区党委会议室里，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正在举行，讨论分析当前形势，确定开辟巩固巨南新区工作方案。
参加会议的领导有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副主任段君毅、教导第三旅
（兼鲁西军区，10月下旬，所属部队与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运河支队、晋西南独立支队第二团合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副旅长兼副司令员王秉璋以及任政治部主任的我和各抗日团体的领导。
我和鲁西区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副会长洪林，虽然平时难得见上一面，但开会时仍然分别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会议内容总算进行完了，与会人员已经收拾好文件包，只等张书记宣布散会。
“段主任，还有事吗？”张书记侧头问段君毅。
听了张书记的问话，段君毅没有立即回答。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笑呵呵地扫了洪林和我一眼：“同志们，我宣布一个早已公开的秘密，曾思玉和洪林的事大家都知道吧，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都在，就办了吧，怎么样？”
说完，视线又落在我和洪林身上，好像在等着我俩点头。
“好啊，我们早就等着吃他俩的喜糖啦。”场内沸腾起来。
太突然了，我和洪林不知所措。尽管我们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没料到就在今天，更没料到段主任会在我俩的终身大事上搞“突然袭击”。
我涨红着脸来到段君毅跟前：“这可不行，组织上还没正式批准呢。”
“各方领导都在，一碰头不就批准了吗？”段主任权威“包办”，几位领导真就点头附和。
“可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还准备什么，还政治部主任哩，怎么一点爽快劲都没有？”
段君毅把目光转向洪林：“洪林，就在你的房东家。”
又转向区妇救会长郭军：“郭会长，你去帮着收拾收拾。”
这时的洪林，全然没了工作中那股泼辣劲，站在那里抿着嘴笑，任凭领导们摆布。
我深知张书记、段主任的脾气，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也早就想办完这件终身大事，只是因为战事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
在战争年代，我党我军青年男女结婚有其特有的简朴方式。房东把房子让出来，把马褡里的被子、毯子取出来，两套被褥往一块一并，摆上二斤花生、一壶白开水，洞房就布置好了。
同志们吃罢晚饭，簇拥着我们来到洞房。
说笑间，不知哪位来了兴致，非让我们当众公开恋爱经过不可。
我红着脸，抬头望望洪林，欲言又止。
还是洪林心眼快，一扭身捧起花生：“请领导吃花生，请同志们吃花生。”
其实我们的恋爱过程很简单。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到军区汇报运东地区反顽斗争形势。
肖华司令员一见面，劈头就问：“喂，老曾，别人都拖家带口了，你怎么还跑单帮啊，有目标了吧？”
“战场上清一色男人，哪有目标哇，等抗战胜利后再说吧。”
“哎呀，你这个土老表啊，目标不就在你身边吗？”
“你说的是谁？”
“你看，妇救会的那个副会长……”
肖司令员话没说完，我连连摆手：“不成，不成，人家小咱10岁呢！”
肖司令员听出了弦外之音：我嘴上说不行，其实是怕好事难成。
于是，肖司令员不容置疑地对我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当时，在鲁西抗日根据地，洪林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还因为她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
洪林出生在山东省冠县城西一里庄村，原名沙春喜。
1937年师范学校毕业时，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之际，洪林便积极投身到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就在这一年，16岁的洪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推举为县妇救会主席。
1940年又任郓南县委书记、鲁西区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副会长。
这时，我党山东分局根据形势需要，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圈定国大代表的做法，在沂蒙山区的青驼寺召开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经过试选和复选，选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61人，洪林即是其中之一。同时，洪林亦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
洪林经过民族解放斗争的艰苦磨炼，从文弱娴静的小姑娘逐步成长为一名泼辣、敢作敢为的巾帼英杰。
她平时也曾察觉到，有几个过去的同学、同事对她有好感，可在她看来，一个在事业上没有成就就去想爱情的男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爱，因此心灵上的爱情之窗从来就没有开启过。她嘴上说自己是独身主义者，一辈子不嫁人，其实她自己有自己的恋爱标准。
洪林的外祖父曾是西北军的一个团长，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支持洪林参加革命，并一再教导她要有事业心，要自重自律、淡泊名利，要找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托付终身。洪林牢记外祖父的话，在婚姻问题上看不准她是不会开口的。
“月下老”夸了海口，自然要把红线牵向洪林。
暮夏8月，肖华赴山东分局汇报工作回来，正巧与100多名出席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的代表一起返回鲁西，洪林也在其中。
一路上，肖华与洪林在队伍后面骑马并行。他以长者身份问这问那，既谈工作，又谈兴趣爱好，也谈人际交往、婚姻恋爱等方面的问题，越说越集中，瞅准机会，干脆把底牌亮出来。
“小洪，你说政治部曾主任这个人怎么样？”
洪林一听，脸刷地红了：“首长，您怎么还绕弯子呀，我这么年轻，事业上刚开个头，还没想过嫁人的事呢，您就别操心了。”
“嫁人和事业不矛盾呀，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工作、生活两促进，不更好吗？”肖华略停一下，“是不是我们老曾在你心里还不够分量啊？”
洪林赶紧摇摇头，说道：“首长，老曾这个人倒没说的，人好，事业心又强，可他那南方口音怪怪的，我怎么也听不懂。”
肖华司令员一看有门，又甩过来一句：“你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一声。”
不等洪林答话，便扬鞭催马赶到前面去了。
开汇报会回来，肖华司令员又来给我打气，让我主动发起进攻。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
肖华司令员沉不住气了。他担心单枪匹马攻不动，就向段君毅求援。
段君毅是洪林的老领导，洪林的父亲去世早，洪林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他。
接着又请出杨勇的爱人林彬，她与洪林姐妹相称，无话不谈。好家伙，把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都用上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林干脆把“防线”拆除了，不管谁来，都是两个字：同意。
婚礼结束了，送走了客人，我们俩彻夜未眠。除了新婚之夜有很多话要说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启程，率九团赴巨南开展工作。
天没亮，洪林就帮着我整理行装。我把自己唯一的一块毛毯留给了洪林。
清晨，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为我送行。
他们面露难色并深含歉意地说：“你们新婚不到一天就要分别，是日本鬼子破坏了你们的蜜月，等抗战胜利后，再给你们补回来。”
我诙谐地说：“我和洪林的蜜月从1940年过到1941年，算起来是两个年头，这还算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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