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的一天夜里，吕梁山脉被薄雾笼着，岗楼里日军探照灯胡乱扫射。杨得志攀着山腰石缝匍匐前行，身后是两名侦察员，靴底被山风吹得发凉。整整一个月，他盼着重演平型关式的痛快伏击，却始终等不来敌人出堡。对一个27岁的团长来说，这种局面比缺弹药还煎熬。
仗打不成，肚子可得填饱。那晚摸回村口，鸡鸣已三遍，村民手里的粮囤比他们更空。杨得志摸出一块大洋递给向导，想换几枚鸡蛋。不到半刻，向导拎回一只竹篮——足足二十斤。一个硬币能抵这么多口粮，可见百姓窘迫。大家分几口咽下，剩余的全送炊事班，“再饿也不能先断了兄弟们的火口。”他嘟囔一句，转身继续研判地图。
日子久了，侦察队和乡亲处得像自家邻里。闲下来，老乡搬条小凳子就问：“首长，您还没成亲吧？咱这儿有个识字的闺女，贤惠得很。”杨得志笑着打哈哈，没想到对方当真。数日后，他进村复查情报，堂屋里已坐着那名姑娘与父亲。女孩梳着麻花辫，身着青布短衫，眼睛明亮，一句“首长好”带着羞怯。杨得志心口猛跳——山里的清风不见得有她清秀。
姑娘愿意嫁，可父亲话锋一转：“彩礼得一百元。”说完抿着旱烟，不再多言。在太行山区，一元能买二十斤鸡蛋，一百元足够十口之家吃大半年。这是一道跨不过去的沟。共产党团长拿工资极少，碰上缺饷月份连十元也挤不出来。政委吴文玉帮着想主意：“粮票折抵行不行？再加几匹布？”老乡跑了几趟，结果依旧：彩礼分文不能少。英雄用枪解过无数难题，却被区区银元卡住，只好作罢。
八月，新任命电报飞到山沟：杨得志调任344旅代理旅长。临走前他望着村口的炊烟犹豫良久，终究没把姑娘带走。那封写好的结婚报告塞进行军包，跟着他奔向冀鲁豫。
炮火与泥泞轮番缠身，个人喜事被压在最底层。1940年春，濮阳城外的槐树抽出嫩芽，军区召开物资紧急会议。会后，战友唐克威凑过来：“司令员，我介绍个同志给你认识，大学里的高材生，可不是一般人。”杨得志摆手：“老唐，你别拿我寻开心，我这粗人配不上女大学生。”唐克威咧嘴：“战争年代还讲什么门当户对？英雄就该配女状元。”
说服推搡之下，两人见了面。申戈军，1918年生，大名女子师范出身，加入党组织的时间甚至早于不少前线指挥员。她端坐在临时办公棚里，举手投足不见娇气，只说：“杨团长为人正直，我敬佩。”杨得志一句“呃”卡在喉咙，一时找不到回答，只好抓紧水壶狂喝两口。事后他自嘲：“打仗不打怵，见姑娘腿发软。”
两个月的书信来往让彼此心里有了准数。4月24日，他们在抗日根据地的枣林深处简单成婚。没有凤冠霞帔，只有几枝野杏花插在门楣。婚后申戈军主动申请调入部队，从宣传干事干到政治干部，枪栓拉得比不少男兵还利落。
十年栉风沐雨，夫妻并肩走过淮海、渡江，又被一个跨国命令召去新的战场。1950年秋，毛主席急电：第19兵团入朝参战。申戈军放下正在补的军袜，说一句：“我也是志愿军战士。”杨得志劝阻未果，只得同意。朝鲜严寒胜过太行，细菌武器一度让后方医院床位爆满，申戈军染上高烧，几次昏厥，总算捡回命。1952年，杨得志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两口子依然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夜里靠急促的电台短波互报平安。
1955年授衔那天，杨得志站在天安门前胸口别着上将臂章，人群里响起掌声，他却先去找妻子：“这份荣誉有你一半。”申戈军没多话，只帮他理了理风纪扣。
时光进入八十年代末，老战友渐次离去。1989年10月，申戈军病逝，71岁。杨得志整月守在遗像前，茶水凉了没人递新的，文件也少翻几页，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李雪三看不下去，劝他再找个伴，人活着总得有人说话。1990年初春，石莉出现。她比杨得志小24岁，当年随文工团赴朝慰问演出时就在舞台上见过这位司令员。红安女儿家性子直，第一次探望便说：“首长，您身体得有人照顾，您别嫌我吵。”一句话让老将军心头一暖。
同年4月30日，两人在军区招待所登记。79岁的杨得志拄着拐杖，签名时手有些抖，石莉握住他的臂膀。婚后她事无巨细照料，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帖。将军不止一次私下感谢：“没有你，我真熬不过来。”三个子女也认同这位新阿姨，“像娘一样”。
1994年深秋，杨得志病势沉重。石莉昼夜守在病房，护士劝她稍事休息，她摇头：“我是他爱人，也是护工，不能退。”10月25日，监护仪的曲线最终归于平直。老将军抓着妻子手腕留下最后嘱托：“你要好好活。”病榻旁没有慷慨激昂，只有一句低语，随后他闭上了双眼，享年83岁。
从太行山脚的鸡蛋钱，到横跨半个世纪的枪火与婚书，一百元彩礼成了永远的遗憾，却也映出那一代军人清贫、倔强、真挚的底色。杨得志两段婚姻，一次因硬币受阻，一次在硝烟里结盟，终点停在病房里握手的瞬间——平凡而又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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