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的一天，北京的空气闷得像蒸笼——‘爸，清华线比我高了五分，怎么办？’”话音刚落，贺鹏飞把卷子往桌上一摊，满脸苦闷。
贺龙放下茶杯，抬眼瞅了瞅儿子，没急着说教，只淡淡回了句：“明天我去学校找个人。”一句话，让屋里顿时静了下来。贺鹏飞以为有戏，心里的石头暂时落了半截。
第二天清早，贺龙独自出了门。他没有走进招生办，而是径直去找校长蒋南翔。两人简单寒暄后，贺龙开门见山：“我听说复读名额还能挤得出一两个？”蒋南翔点头：“可以，但标准不会改变。”
说完这些，贺龙没再多谈，提起军帽便转身。刚踏出校门，他抬头望了望大钟，自言自语：“让孩子再闯一年，才叫进清华。”
说到父子俩的缘分，还得回到1946年。那年7月，50岁的贺龙在河北正定迎来迟到的儿子。当时解放区物资紧缺，薛明产后需要营养，老伙计关向应把自己省下的奶粉全送了过来。更有意思的是，孩子名字也是他操心的——“岳飞字鹏举，干脆叫鹏飞，图个志向高远。”话音刚落，咳嗽声还没停，人却笑出了声。
谁也没想到，几周后关向应病逝。追悼会那天，贺龙把黑纱攥得死紧，终于下定决心：孩子就叫贺鹏飞，这是对战友最好的纪念。
时间一晃来到1959年。那年冬天，贺鹏飞在学校踢球摔断右腿。常人都会让孩子好好休学，贺龙却只批了一周假。“绑着石膏也得去听课，不然功课全落下。”他找来辆人力三轮，每天早晚准点送到校门口。老师心疼，贺龙却摆手：“战场上中弹都要继续指挥，课堂上更不能掉链子。”
这样的家规，在外人看来近乎“不近人情”。1970年代，贺家门口常有战友来串门，一聊到孩子教育，大家都摇头：“贺总你也太严了。”贺龙只回一句：“今天多流汗，将来少流泪。”
再往前推几年，1958年“大炼钢铁”风头最劲的时候，北京某重点中学也开起锻工兴趣班。少年贺鹏飞每天抡十多斤的大锤。回到家，胳膊抖得直不起筷子。贺龙拉过那双通红的掌心，呵呵一笑：“老茧出来了，像点干活人的手。”一句鼓励，胜过千言万语。
严格归严格，贺龙对孩子也绝非冷冰冰。盛夏酷暑，他带着儿女去什刹海学游泳。第一次下水，贺鹏飞刚露头就喝了好几口湖水，被岸上的父亲看得直皱眉：“怕水？不如直接跳。”说着，他托住儿子后背，一个猛子把人送入水中。呛得够呛，可正是这一下子，孩子学会了换气。
再回到1963年。傍晚，贺龙拎着公文包回到家，儿子迎上前：“爸，复读真有希望？”贺龙把手搭到他肩头：“机会有，但靠你自己。”一句话，拨开了所有幻想。
第二年夏天，贺鹏飞以高出录取线二十多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机械系正式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家的那天，贺龙没说“祝贺”，只问：“这回心里踏实了？”
1970年代末，贺鹏飞进入海军舰艇工业领域，后来在舰船研究所一干就是二十年。一次高层汇报，他提到自动化机库设计，语速飞快。老同事私下说：“这股子韧劲，完全是他爸压出来的。”
1988年，人民大会堂授衔仪式现场，当海军中将肩章戴在贺鹏飞肩头，他没有热泪盈眶，只在心里默默冒出一句：“幸运的是，当年我没走后门。”
如今不少老战友提起贺龙家事时，总爱举这个例子：孩子差五分，父亲却只给了复读名额。这五分看似无情，却比任何特权都值钱。
严格的家风、战友的情义、父子间的耐心角力，交织成一段别样的军人家庭故事。五分之差，恰好让年轻人懂得：真正的靠山，是自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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