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日关系的气氛，真的差到了极点。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直接踩了咱们的红线。
上海作为日本人在华聚居最多的城市，常住人数早就突破五万。
这五万日本人扎根多年，现在形势变了，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未来该往哪走，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古北和虹桥是上海日籍人士最集中的区域，那里有着双语标识的诊所，写着日文的理发店，主打“正宗关西风味”的居酒屋，为日本居民打造了成熟的生活配套生态。
而且这五万日本人中至少有七成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以上，甚至成为了这些人的第二故乡。
佐藤的两个孩子都在上海出生，就读于附近的国籍学校，中文说得比日语还流利，
放学后，10岁的儿子会去社区书法班练字，和中国同学比谁写的“福”字更工整，8岁的女儿会跟着妈妈学做小笼包，生活的比本地居民还舒服。
还有在徐汇区开日料店的松本，2012年就从大阪来到了上海，把一间20平米的小店做到了如今两层楼的规模。
菜单里不仅有景丹的刺身和寿喜锅，还藏着“梅干菜寿司”“葱油饼配味增汤”这样的融合菜品。
从职业分布来看，这个群体的“在地化”程度也非常高。
63%的日籍人士在长宁区的日子制造业、电子科技企业工作，比如虹桥临空经济园区里的索尼、松下研发中心，中层管理岗位上常有日籍员工的身影。
18%选择自主创业，剩下的19%成了“桥梁角色”，在跨国企业里负责华日业务对接。
在高市早苗言论出来之前，大家还都相处的挺融洽的，但现在中日关系跌到了冰点，这五万日本人也陷入了两难。
不仅生活和工作上受到了影响，心里也是又焦虑又纠结。
不少日资企业开始收缩业务，扩建新厂区的计划也被暂停了，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还有资深日籍工程师收到了总部“自愿调回大阪”的提议。
比起大型企业的谨慎，小型日企的压力更大。
小川本是在虹桥做汽车零部件配套的，客户主要是国内的车企，可这段时间突然有两家客户提出“更换供应商”，理由是“要优先考虑本土企业”。
生活里的变化更细碎，却更让人在意。
去菜市场，以前摊主还会搭话、抹零，现在虽然还会做生意，但交流明显变少了，问完价就直接付钱走了。
佐藤儿子所在的书法班，有个中国同学的妈妈以前常约佐藤妻子一起逛街，现在碰到了只是点头打招呼，不再主动邀约。
大家都有一个统一想法，那就是“现在不要跟日本人走太近”。
而日籍人士虽有纠结，但大部分还是想留在上海，背后离不开经济和情感的双重绑定。
从经济角度来说，上海的产业链优势是很多地方替代不了的，2024年上海日企的工业产值占全市外资企业的17%。
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很明显，上海成本要比东京低，但工资水平差得不多。
教育成本也划算，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学费比大阪同类学校低25%，而且还专门开了中文浸润课程，不用额外报补习班。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生活便利性极高，外卖、网购、打车都能用手机搞定，这一点让很多习惯了便捷生活的日籍人士舍不得离开。
那中方对这一现象又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中国在方面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分清政与民、企与政，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我们还是很愿意接受华外籍群体的。
就拿上海来说，长宁区涉外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日籍人士服务专窗”，工作人员都懂日语，能帮着办理医保衔接、子女入学、房产过户等手续。
对于歧视行为，警方早就明确“针对外籍人士的歧视行为”会纳入治安管理范畴。
去年虹桥某小区有人在日记住户门口贴不当纸条，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当事人并进行教育。
这种“有兜底”的保障，让很多日籍人士觉得“有安全感”。
在企业管理上，政策也做到了“包容和规范平衡”。
去年上海发布了《在沪外资企业合规经营指引》，明确了哪些红线不能碰。
有一家日企因为涉嫌技术数据违规传输被约谈，同时也有15家合规经营的日企拿到了政府的技改补贴。
这些举措既保障了日籍群体的合法权益，规范了企业的经营行为，也为中日民间交流搭建了平台，让日籍群体感受到上海的包容和温暖，为他们在变局中稳定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实，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上海日籍群体的每一个抉择，都是个体在时代变局中的理性选择。
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与奋斗，见证了中日两国交流合作的历程，也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共生与互动。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既是城市活力的体现，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我们反对的从来只是日本右翼的挑衅，不是普通日本民众。
对此，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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