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的河内，同志，能否再给我们两百门迫击炮？”曾生听见翻译转述，只是点头记录，没有一句答复。
抗法战争刚结束不到五年，越南人民军正忙着重建部队。表面上，他们称兄道弟，实则心里盘算着下一笔援助能到多少。越南的经验缺口大，中国的底子也薄，可政治考量逼着北京作出快速决断：支援必须先行。
张爱萍临行前的叮嘱格外简短，却重量惊人——“他们要什么，只要我们仓库里能翻出来，就别吝啬。”一句话给了技术组最大授权，也把沉重担子直接压了下来。同行的徐深吉、曾生心里明白，这趟出差绝非简单走访，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物资围猎”。
真正踏进越南军营，场面比预想更“热烈”。陆军师部摆出厚厚清单，从钢盔到榴弹炮，一样不漏；海军学校要求整套艇队，从指挥仪表到柴油机配件；空防部队更夸张，苏制雷达还没学会维护，又开口要新型号。越方官员频频解释：“战争压力大，必须超前储备。”听上去理直气壮。
有意思的是，这些清单不只覆盖现役兵力，而是足以装备未来数年的扩编部队。技术组统计后惊讶地发现，某些品种的需求量是我军同类储备的三倍。大家暗自嘀咕，却依旧保持沉默，因为外交气氛容不得当场翻脸。
实地考察时，越南对中国援助的依赖程度暴露无遗。曾生在海防港口见到12艘崭新的55甲高速卫护艇——这是国内专为支援东南亚设计的最新型号，南海舰队自己都还没用上。越方军官兴奋地摸着船壳，却对保养章程毫不上心。两年后再统计，八艘艇因海水腐蚀瘫痪，钢板锈穿，令人心痛。
不止海军装备遭殃。半自动步枪56式样枪刚下生产线，越南各野战师就人手一支。训练场却常见枪机泥沙混杂，擦拭油早已缺席。维修顾问忍不住提醒，对方却笑着说：“坏了再请兄弟们帮忙修。”这话听起来友好，实际透出一种理所当然的依赖心理。
援助不仅体现在武器。南京、桂林、昆明三大军校每年都要抽调大批教官，开赴河内、海防讲学。越南学员勤奋，但课程刚结束就抱怨资料不够详细，希望提供中文原版教材的全部配套装备示范。就这样，连我军刚定型的坦克分解模型都被打包送出。
不得不说，当年的决策环境极其复杂。国际共运处在高峰，苏联与中越三角关系微妙，中国试图通过“慷慨”坐稳东南亚道义高地。结果是，国内轻工、机械、冶金条线持续挤压预算，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对外军援。科研人员连夜赶图纸，成批新武器还没来得及全部部队试用，就装箱南下。
技术组回国后，递交的报告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列事实：越方索要总量，可能超过中国同类库存的一半；部分军种不重维护，装备损耗率极高；继续维持当前援助速度，将显著拖慢我军现代化。报告用词克制，却句句刺痛管理层。
十年后，中越关系翻转，昔日援助品竟成了对准边境的炮口，前线官兵回忆起那些清单，难免咬牙。曾生后来叹息：技术支援可以算成本，情谊却无法标价。一旦战略环境变了，再多投入也换不来同等回报。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技术组在河内直接拒绝，是否能减少后来冲突？历史没有假设。可以肯定的是，那一阶段对外军援在国内造成的产业延宕、预算紧缩，确实让自家部队推迟了若干技术迭代，但也为中国积累了独立自主的研发定力——资源紧张逼出效率，倒逼制造业升级。
越南抗法、抗美两条战线的胜利，中国付出了真金白银，也缴了学费。援助之手伸得太远，收回时难免割肉疼痛。冷冰冰的数据和滚烫的现实，共同提醒决策者：军事援助如果脱离可控边界，友谊很快就会被物资焦虑淹没。今天回头梳理那段交往，最朴素的一条教训仍然有效——装备送得出去，规矩也得一起送；资源可以共享，责任必须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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