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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披露，台湾“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曾在1991年透露说：与日本“在军事上也有突破性的合作关系”；日本“将提供多处寒训场地”给台湾军队“做移地训练之用”，并同意售与台湾高科技军品及传统美式武器。
1、日本深入介入台湾
中韩建交前，台湾军队的“移地寒训”地点以韩国为主。随着中韩建交，日本政府除迅速增辟北海道为寒训场地外，还提供军用码头供台湾舰队停靠使用。作为对日本提供寒训训场地的回报，台湾当局将武器采购经费1500亿元新台币的剩余部分，用于向日本购买高科技军品及传统美式武器。
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航空自卫队曾将退役的F-104J型战斗机“经由某种途径交给了台湾空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曾就此表示：“这种飞机经由何种途径获得，数量有多少，恕无可奉告”。
1995年7月中国海峡军事演习后，日本防卫厅立即要求增加23倍军费以支持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翌年3月中国海峡军演刚一开始，日本便游说华盛顿提供由美国卫星及情报机构搜集的有关“导弹威胁”的“战略情报”，并要求美方升格彼此间的防务合作关系。
2004年7月底，在东京举行了“2004年日美台合作研讨会”，陈水扁当局派核心智囊人物、“总统府国策顾问”、“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前往参加。
黄昭堂对日本记者宣称：日本的潜艇性能极好，希望台湾将来能够购买；日本考虑改变武器出口“三原则”对台湾来说是件“好事”。7月31日，日本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在会上积极呼应，公然提出希望台湾继续维持“独立”状态，这对日本比对美国更重要，“保卫台湾就是保卫日本。”
台湾当局又反过来予以积极回应。8月7日，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声称，台湾和日本的关系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台湾应该把握机会，从战略高度发展台日关系。于是，台湾海军在谋求向欧美购买潜艇的同时，还把眼光投向了潜艇技术先进的日本，特别是被世人视为日本潜艇“三剑客”的“亲潮”级、“春潮”级、“夕潮”级。这些潜艇的排水量均在2200吨以上，属于大型远洋潜艇。
其中“亲潮”级是日本最新一级多功能常规攻击型潜艇，单艇造价约5亿美元，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两家船厂承担建造任务。就在台湾当局对其垂涎三尺的时候，日本最大的经济组织“经团联”在同年7月底发表声明，支持修改武器出口禁令。该团体声称：“有必要重新思考出口管理、技术交流以及投资政策等”。
包括时任防卫厅长官的石破茂在内的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以及学界、评论界人士，也都认为这项禁令“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主张予以修改。一个积极“愿给”，一个欣然“愿取”，日本政府与陈水扁当局的默契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两者间的一拍即合，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恐怕不会是安宁。
世纪之交，随着日本新保守主义抬头和日本对华政策强硬，日本对台政策大幅调整。日本越来越从整个东亚战略尤其对华战略角度处理台湾问题，对介入台海事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而民进党当政时期，对密切台日军事合作特别是构筑日美台“准军事同盟”更是兴奋异常，甚至不亚于当年的李登辉当局。
除了继续情报共享外，陈水扁当局希望与日本建立类似台美之间的“安全战略对话机制”，推动“台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更具实质性的军事交流。这样，在日美针对台湾的“安全合作”不断强化和日台关系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越来越突出。
2、日美台的勾连
1996年3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与应邀访日的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总统府战略顾问”庄铭耀，就中国大陆军演和海峡形势秘密交换意见，这在日台“断交”后还是首次。进入新世纪后，针对中国大陆的日台“准军事同盟”初步形成，特别是日台军事互动进一步频繁，其阻碍两岸统一的意图更加明显。同年9月15日，“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副主席黄尔璇和前主席张灿鍙，应邀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年度军事演习，这是“台独联盟”第四次参观日本大规模军事演习（第一次和第二次在1994年，第三次在1995年)。
“台独联盟”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在野党，只是一个未向台湾当局登记的非法“台独”组织。日本自卫队居然邀请“台独”组织头目四度参观演习和阅兵，用心何在，恐昭然若揭。
2000年5月19日，陈水扁的《台湾之子》一书在日本出笼，明确提出为了三方共同利益，建立台日美“安全网”。此前1996年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推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等，都是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的重要战略步骤，大受台湾当局欢迎，也增强了陈水扁当局与日美结盟的决心。台湾前“海军总司令”、前驻日“代表”庄铭耀曾在大阪留学，在日本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在担任驻日“代表”期间，曾与日本自卫队干部密切往来。在庄铭耀的安排下，陈水扁在1999年访日期间曾与防卫厅审议官美根庆树会晤，交换对安全保障问题的看法。
由于庄铭耀与日本自卫队有这样一层关系，这也是被陈水扁调回台湾出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重要原因。2000年7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2000年版《防卫白皮书》，公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中程导弹射程之内。这固然是为日美联合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寻找借口，但同时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的戒心增大。
同年12月27日，陈水扁在会见日本“日华关系研究会”代表团时声称：“面对中国扩充军备、增加国防预算，并在大陆沿海布置飞弹，中日两国应针对此一威胁，共同体认，只有进一步分工合作，才能维持台海和平及亚太安全与稳定”；“‘中华民国'新政府会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与提升对日关系。”表明了“联日拒统”的战略意图。
2001年1月，陈水扁在接受日本《世界》月刊专访时露骨地表示：台湾的存在对日本只有好处，“万一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定立刻会受到威胁；对日本来说，台湾海峡是生命线，如果台海发生危机或战争，不只是台湾，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台日之间要进行“国防军事交流”，寻求在台湾海峡“有事”时的军事情报协调，甚至协同作战。2002年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和主张“公投立法”，也表示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
随后即8月17日，“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在台北召开“西太平洋安全保障——台美日国际研讨会”。会议由“台独”报纸《自由时报》和日本“日美安保会议事务局”共同主办，“台独”分子黄昭堂主持。
日本“日美安保会议事务局”局长藤进严喜叫嚣：
“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想要维持日本繁荣，独立自由的台湾对日本相当重要。…如果中国威胁台湾的现状，将影响到日本；台日是生命共同体。”
显然是要建立“台日统一战线”，对抗中国。其实，“台日结盟”对抗中国，一直是“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努力的目标。
李登辉在会见这位日本右翼分子时曾表示：
“台日是命运共同体，台湾海峡每天有300艘船只通航，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威胁，日本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台日美三方的防卫应坚固结合，发挥防卫中共攻击的功能。”
陈水扁则多次指示台“外交部”，要将构筑“台日美安全网”作为对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在“台独”分子看来，一旦“台日美安全网”构建成功，就等于构筑起比《与台湾关系法》更为安全可靠的保护网，也就等于获得了实现“台独”的国际靠山。日本右翼政客龟井久兴也公开叫嚣：“台湾的安全保障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日台“实在可以称为命运共同体”。
为了因应日美安保体制的新变化，在日本右翼政客和陈水扁当局的推动下，美国的传统基金会、日本的冈崎研究所、“台湾智库”从2001年起，就开始了美日台所谓“三边战略对话”。继在东京召开首轮“美日台三边战略对话会议”之后，2002年8月19日又在台北召开第二轮会议。
美方参加者是美国前国防部日本科科长萨科特等4人，日方参加者是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金田秀昭等8人，台方参加者是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陈必照等8人，还有个别“外交官”置身其中。这次会议表明，日美台“准军事同盟”正在形成。
3、美日安保条约背后的日本野心
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经过22次谈判终于在华盛顿签署了《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相互合作及安全条约》（即《日美安全条约》），是为“1960年安保”。与“1951年安保”相比，“1960年安保”突出了“远东条款”，即有三处涉及“远东”概念一前言第5款(“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共同关心的地区”)、第4条(“随时协议”)和第6条(“美军的驻扎”)。
其中，第4条规定，在双方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远东地区是两国的“协议对策范围”；第6条规定，“为确保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允许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国土”。这就强化了日美战略同盟关系。当时关于“远东地区”范围的“公式解释”是：“远东地区”不是地理概念。
然而，当时日本政要和日本政府却按捺不住将其地理范围明晰化。
1960年2月26日，岸信介首相在众议院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诠释说：“这一区域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及日本周边地区，也包括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上面是新条约的基本想法，但是对这些地区进行武力进攻，或者这个地区的安全受到周边所发生事态威胁时，美国为此所采取的行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上述区域”。
在5月3日国会答辩时又称：台湾问题“不能完全看做是单纯的内政问题”；“一旦形成武力斗争，关于在日美军是否马上出动问题，这应该作为事前商议的问题而加以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认为…对此都可以漠不关心。”
藤山爱一郎外相也跟进确认道：“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一部分的沿海州”。
而日本政府则在2月27日发表“统一见解”称：“远东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周围地区，韩国和台湾管辖下的地区。”
岸信介政府甚至把“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从菲律宾以北，金门马祖，中国沿海地区甚至内地，一直到苏联的滨海区地方。”正如日本社会党议员田中稔男在日美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的那样，“这个新安全条约是以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假想敌的”。
1969年11月21日，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发表了《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其中插入的“台湾条款”，将《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进一步具体化和明晰化。“公报”声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佐藤在国会发表演说或回答质询时，也不断将“台湾条款”清晰化。他在12月1日的国会演说中宣称：“如果发生韩国和中华民国受到侵犯的事态，就要适当适用日美新安全条约事前协商的条款。”
翌年2月17日，佐藤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时强调：“对韩国、台湾的武装攻击，对我国的安全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显而易见，“台湾条款”的插入是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日本反动派“不仅要把日本更牢固地拴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而且明目张胆地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这是美日反动派共同策划的一个极其阴险的大阴谋。”
亦如中日复交后社会党议员石桥政嗣在国会质询田中首相时指出的那样：
“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或台湾条款，…把中国领土划在内，从而干涉了中国内政”；而“在关于远东条款的政府统一见解中，有‘中华民国政府支配下的地域'的措辞，目前这样继续沿用是不能允许的，这同日中联合声明相矛盾。否则联合声明就会‘死亡’。”
无论“1951年安保”、“1960年安保”，还是《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主要应视为美苏冷战的产物，即都是以前苏联为主要“假想敌”、以遏制前苏联为主要目的的日美军事同盟。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该主要“假想敌”已不复存在，日美同盟也随之失去存在的根据，日美同盟理应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文化领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96年4月17日，日美首脑在东京举行会谈。为了绕开国会，两国采取以发表首脑宣言的形式强行推出了内容已有实质性变化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是为“1996年安保”。
该“安保宣言”勉强以亚太地区存在“不稳定性”作为签署理由或依据，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1)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2)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的大量集中；(3)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4)潜在的地区争端；(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从上述五个因素中有四个与中国有关，且第四个因素——“潜在的地区争端”就是指台湾海峡来看，本应解除的日美军事同盟不但没有松动，反而进一步强化，并事实上转而以中国为“假想敌”，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尤其将矛头重点指向了台海地区。
日美两国的动作远未就此打住。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又在纽约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规定，日本自卫队不仅在遭到侵略时，就是在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也可以从事后勤支援、提供情报等战斗行为。众所周知，后勤支援和情报作战均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只要履行后勤支援和提供情报这两项重要的战争职能，就等于正式参战。
可见，“新指针”的关键之处在于：正式用《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替代了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并将“远东地区”概念修改为“周边事态”概念。
尽管“1996年安保”是对“1960年安保”的修改、1997年“新指针”是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但日美两国共同修改通过的这两个矛头直指中国的文件，又是分别以日美两国此前各自制订的《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又称“约瑟夫·奈报告”）、《新防卫计划大纲》、《日美安保体制目前的意义》、《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与今后的安全保障》四个文件为脚本；而其中的后三个文件出自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外交调查会。
《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发表于1995年2月，载明美国既打算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10万人的驻军，同时准备将日本自卫队纳入美军控制之下。
这两项内容的提出，均有各自深刻的背景：前者是美国鉴于中国经济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突然走上持续快速发展轨道，为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遏制战略；后者是美国从小泽一郎建立“普通国家”的政治理念中察觉到日本民族主义迅速抬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采取的防范战略。
《新防卫计划大纲》出笼于1995年11月，由日本政府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批准。与“约瑟夫·奈报告”相较，该“大纲”在内容上更具体、更明确。
例如，“大纲”的国际形势部分强调了以下几种严重的事态：
(1)继续存在各种领土问题；(2)渊源于宗教和民族问题根深蒂固的对立；(3)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地区争端：（4)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
这四种“事态”均与中国有关，尤其第三种“事态”直指中国台海地区。“大纲”据此断言：“不能否认在我国的周边地区有可能发生对我国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并吹嘘日美安保体制“有助于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可见，稍后由日美两国联手炮制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罗列的所谓“不稳定性”因素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阐述的核心概念一“周边事态”，均已出现在此前日本政府拟制的这份《新防卫计划大纲》中。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日本才是强化日美同盟即推出矛头直指中国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真正的始作俑者。
其实，这是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贯做法。哪怕中国处于守势时，日本也会制造或编造出“中国威胁胁论”谎言作为军备扩张和对外侵略的借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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