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GreenWellness能量绿岛

2025年9月27日，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一位来自中国的“素人”演员赵箫泓凭借影片《监狱来的妈妈》中“廖红”一角，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颁奖典礼，追光灯下，赵箫泓感谢的第一个人是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不管在任何困难、磨难和绝望中，我自己从未放弃过自己，一直陪伴着我走到现在。”

影片中，她饰演的角色廖红因反抗家暴、过失致丈夫死亡入狱，在狱中度过人生十年，也缺席了儿子的整个童年。出狱后，廖红面临重建坍塌的人生，也在日常中一点点修复与儿子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赵箫泓过往人生的注脚——影片根据她的亲身经历改编。从女囚到影后，她在现实中亲手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剧本。

颁奖典礼前三天，当地9月24日，《监狱来的妈妈》迎来全球首映。在此之前，从筹备、拍摄到后期，一共用时七年。漫长的时间里，整个制作团队都在等片中饰演儿子的皓宇长大成人。不只箫泓与孩子，影片中的奶奶也是由本人出演，他们不仅是角色，更是这场现实悲剧的亲历者。

赵箫泓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现场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拍摄，他们才有机会去触碰那些被刻意掩埋、遮蔽的话题，了解事情的全貌。箫泓入狱时，皓宇还不满1岁，在她服刑期间，他们从未见过面。摄像机下，主角廖红与儿子第一次见面那场戏，也是现实中母子俩跨越十年后第一次见面。

影片在圣塞电影节媒体场放映后，也有当地媒体评论说：“这部影片彻底消除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导演秦晓宇此前擅长拍摄有关边缘人群的纪录片，在他看来，作品只有好坏之分，不应该被框在某种牢笼、某种类型之中，“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今天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值此之际，我们独家采访到了《监狱来的妈妈》导演秦晓宇，分享这部关于家暴与母性困境的作品如何诞生、他为何坚持由真实当事人出演，以及他希望这部片能为公共讨论带来什么。以下是他的讲述——

在遇到箫泓这个人物之前，我原本打算拍一部关于监狱的纪录片。我觉得监狱是一个远未被好好挖掘故事的场域，而那里面有最复杂的人物，也有跌宕起伏、善恶纷争的故事。

经过层层审批，我们得到了司法部的批准和支持，被允许走访东北、陕西、四川的一些监狱做调研、拍摄。我和很多人聊天，询问他们的经历，在监狱的生活情况，以及是否同意拍摄，一共调研了100多位，包括犯人、家属和狱警。

经过一番调研，我们大致将拍摄的范围设置在女子监狱的文艺队——此前还从未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们也遇到一些难题：监狱的生活周而复始，高度重复，而且是严格规定好的，因此每天拍摄的素材会非常雷同。

另外，如果拍摄纪录片，就意味着把拍摄对象锁定在一个犯罪分子的位置上，很多人有顾虑——这会不会给我的家人抹黑？我出去后会不会因为片子的放映影响我的生活？

女子监狱的文艺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有点狱中“芳华”的感觉。她们平常就是练功、跳舞、唱歌、练习乐器，组织狱内文娱活动，或者给来参观的人做警示教育演出。她们被允许留长发，不过平时必须束成发髻。

当时我挨个问她们愿不愿意拍摄纪录片，几乎所有人都说不愿意，只有箫泓说：“我愿意。”理由是，她有挺多东西想要表达。我很快就决定拍摄以箫泓为原型人物的剧情片，她的故事太有价值了，如果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她过往的历程就几乎只能采用采访的形式。而我并不希望被纪录片的某些工作原则拘束创作。

遇见箫泓时，她还有7个月就出狱了，当时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她被特赦了。经过一套严苛的程序，在那年的中秋节之前，箫泓提前4个月出狱了。

箫泓的处境，截止到悲惨意外发生的那一刻之前，都是最普通的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她是农村出身，中专毕业以后在幼儿园工作，也没谈过恋爱，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25岁就嫁人了。俩人是老乡，村子离得不远，见面没多久就结婚了。后来遭遇家暴，婚姻不幸。

在圣塞电影节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记者提到，根据调查，西班牙每天能接到500起家暴的报警电话。而在中国，尤其农村，不出现特别严重的情况，大家还是习惯忍耐，一般不会公开表达，暴力就这样被默许和纵容。

箫泓的家暴经历并不是个案，她所在的监狱，是《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时，重点去调研的监狱之一。里面有好几个典型案例，我也采访过当事人。

电影《向阳·花》中呈现的女子监狱场景

其中一名女性挺漂亮的，从南方打工回来后，相亲结婚。因为她外出打过工，见过一点世面，就被认为不够安分，眼睛水灵灵的，男方就觉得她桃花眼，好像她要勾引别的男人。结果他就把她的眼睛给挖了，这个男人被判了死刑。女人最后只能带着孩子嫁给一个离异的男人。第二个男人喝完酒就会打她和孩子。有一次喝酒的时候照例打她，还说“我一会儿宰了你”。她趁着对方喝醉昏睡过去，捅了他几十刀。

长期家庭暴力是一个整体性、持续性的侵害过程。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呈现“紧张累积—暴力爆发—短暂缓和”的循环特征。因此，整个过程都应被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持续侵害行为。

有时候，仅仅语言的威胁就已经让女性惊恐了，她面临的，是基于过往很多次受家暴经历而产生的、对下一秒即将发生的伤害的“合理恐惧”。你不能指望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最理性的判断和最有分寸的行为。

电影《还有明天》展现的家庭暴力

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受虐妇女综合征”的采纳持谨慎态度，但其揭示的心理学原理值得深思。长期受虐会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她们对危险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锐，且在应激状态下可能无法做出理性的、符合比例的反应。

在监狱调研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教改科的科长，引入了理发和盲人按摩的培训项目，其实有些理发的工具在监狱里属于管制用品，但她觉得，对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女性，出狱之后如果有个理发的手艺，或者作为盲人能有个按摩的技能，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我走访了十几座监狱，发现男性很多时候的暴力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不能说有些人有暴力倾向，或许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有效的，短平快。武侠小说、功夫片，长盛不衰，也有合理化、美化暴力的倾向。

电影《少年的你》中的女性青春期霸凌

女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多是青春期霸凌。我在监狱里采访过几个很年轻的女孩，我疑惑她们是怎么进去的，一问都是青春期霸凌别人，做得太过火了。

青春期真是激流险滩。黑龙江女监文艺队有个小姑娘，十八九岁，因为男友劈腿，她气不过一把火把男友的车烧了，但那辆车停在小区地库里，所以她的行为就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纵火罪重罪了，被判刑九年。

而大部分女性针对男性的暴力，是激情犯罪或者反抗。箫泓也是。

家暴是一个间歇性的长期过程，用箫泓的话说，对方的态度往往是一种“突然地变化”，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电影《还有明天》展现的家庭暴力

她和丈夫那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当天箫泓有一个婚庆的活儿，忙完下午回家躺在床上休息，丈夫三番两次让她起来重新支下床，箫泓已经累得够呛了，支两次后不下床了。丈夫就把她拖下床开始殴打。

箫泓就往外跑，原本打算跑到洗手间里躲起来，把门插上。结果跑到客厅，丈夫已经追上来，箫泓顺手拿起桌上没怎么用过的水果刀指向对方，丈夫扑了上来，她下意识地挥了一下，就那么一下，无可挽回的悲剧就发生了。丈夫倒地后她立即进行救助，她当时吓傻了，瘫倒在原地让别人报警、叫救护车。我觉得，她的主观意图在于自我保护，制止对方伤害，却成为了伤害者。

在看守所很长时间，她并不知道丈夫的生死，很自责，每天以泪洗面，警察怕她出事，跟她说人在医院救治呢。她拒绝请律师，但案件太严重，最终法院指派了法律援助的律师。箫泓进看守所6个月后，拿到起诉书，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电影《第二十条》中女主人公受到检察官的劝阻

事实上她在监狱服刑期间一直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出狱后，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姐姐的劝说下，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所以箫泓拍这部电影，是要拿出更大的勇气，突破更大的精神困境。

箫泓确定出演主角之后，我的一个感觉是，其他角色都可以请演员来演，但这个故事里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奶奶和儿子——还是需要他们自己来演，其他演员很难体会和把握他们真实的心理感受。这部电影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人物关系是真实的，奶奶面对的是自己亲手抚养十年的疼爱的孙子，箫泓虽然没见过皓宇，但知道他是她的骨肉。

我曾想过，如果皓宇实在不愿意，我就在当地农村找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来演，好在最后奶奶和皓宇都愿意拍摄。奶奶是朴实善良的农村女性，她最初一定放不下仇恨，但随着时间推移，她一定会在乎孙子未来的命运。她总有一天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怎么办？真正能指望上的，还得是孩子的亲妈。

这个片子的制作周期很长。我们立项，计划去拍摄监狱题材是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真正在监狱里开机，拍摄《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是2019年的夏天。这中间经历了箫泓出狱、疫情，一直到2021年才拍完。

之后就是后期制作，以及等皓宇慢慢长大。虽然最初我们问过皓宇好几次，愿不愿意拍电影，他都说愿意，箫泓和奶奶都是成年人，她们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孩子是未成年人，网络上的各种说法会对他有什么影响，我们真有点吃不准。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等他成年再上映。

我第一次见到奶奶和皓宇是在村里，当时皓宇才上六年级，爸爸妈妈之间的事他是知道的。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同，玩得同样很开心，但是只要跟大人在一起，不管是谁，他就会变得特别沉默寡言。当大人跟他说什么，他只会用最少的言词来回应。

这个孩子非常善良，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对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皓宇没有直接说，他说“我希望我身边人都好”。他现在在上职高，很一般的学校，很多男生会逃学、抽烟、打架，但这孩子不做这些事。

所以我说皓宇的状态，其他孩子演不了，没有经历过他的人生，也很难体会他的心境。

这次影片拍摄的过程，也为母子、婆媳之间创造了一些沟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度接触，倾听对方的内心世界，改变了几位主演彼此之间的关系。涉及当年惨剧的话题，如果不是在电影中，他们不可能坐下来沟通，那么那个死结就永远没办法解开。

奶奶的戏基本上是在家乡完成的，就在她的家里拍摄。箫泓和孩子的戏，主要是在城市完成的，我们要拍母亲和孩子一起生活的种种可能状态。

悲剧发生前，奶奶和箫泓跟中国其他的那种婆媳关系差不多，奶奶还帮他们照看过孩子。

根据我的观察，她们两个在生活中、在摄像机之外也会对话，但局限于具体的事情，柴米油盐的话题。像电影中会触碰到的一些“禁区”，她们是不会聊的。

在这段婆媳关系里，貌似最不可能互相帮助的两个人，其实也在互相支撑。箫泓入狱后，是奶奶在照顾皓宇，把他养大。奶奶也明白，如果希望孙子过得好，就不能对他的妈妈太坏。因为奶奶百年之后，这个孩子也需要人照顾。我觉得是种种复杂的现实和人性中的善良，促成了婆媳的和解。

对我们来说，最核心的人物关系，真实性极为重要。奶奶真的失去了儿子，而且真的是这个儿媳妇干的。她们真实的状态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创作方面的启示。你可以从观察中获得灵感。她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因为她就是人物最本真的原型。

拍电影对奶奶来说是挺陌生的事儿，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她的状态、语言来设计情节，我们不会安排她完成不了的戏剧任务，那可能适得其反。她的表现很真实，也很有感染力。我们做试映，很多年轻女性都表示被奶奶深深打动。箫泓获得圣塞最佳主演奖之后，回家乡去看望奶奶，说起很多人夸赞奶奶演得好。奶奶说，那肯定了，咱们是真的嘛。

拍摄的时候，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低，一条不行，就再拍二条，今天不行没关系，明天再拍，直到满意为止。我们的团队和其他大规模制作的故事片剧组相比，人数算少的，最多的时候也就三四十人。好处在于，我们把拍摄时间拉长了。我知道很多状态，他们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好的。

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一直这样觉得。虽然拍摄的时候，皓宇还是住在奶奶家，箫泓每次只是去探望。

孩子长大了能够慢慢理解，这是成年人之间的恩怨，不管爸爸好与不好，妈妈怎么样，但他们爱你的心是真实的。父母之间的悲剧也极大地伤害了儿子，但那绝不是他们的本意。箫泓后来跟我们讲，在狱中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比服刑更残忍的惩罚。她入狱的时候，皓宇才刚刚断奶，还不会叫妈妈。

我们在监狱里有一场戏，是奶奶给狱中的箫泓寄了一张皓宇的照片，真实情况是，这是我拍的照片，奶奶并没有寄。更锥心的情况是，那是箫泓十年来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在这样的“历史性瞬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在影片里，我们表现了“暴力的后遗症”，也渗透着对暴力本身的反思。家暴的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根本不是他所付出的顶格代价。

他的母亲、儿子因为这个惨案会长久地生活在惨痛甚至地狱般的内心状态里，也就是说，暴力的后果是遥遥无期的。包括箫泓也承受着暴力反抗的代价，服刑十年，出狱后很长时间也无法走出内心的牢笼。

很多电影会放大和直接展示暴力，但有的电影不愿这样做。比如今年上映的一部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也是关于家庭暴力和女性政治命运的片子。它表现家庭暴力的时候，极具陌生化效果。开篇两个主角刚起床，特别美好的清晨，什么都没发生。女人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男人上去就是一个耳光，这提示你暴力可以没有任何来由。

所以即使要表现暴力，也有非暴力的方法，也要传递出对于暴力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去满足一些人对暴力场景的快感。我们在影片里并没有还原惨案发生那天的情景，虽然这么做并不难，也就是一两场戏的事。除了对暴力本身的否定态度，我们也考虑到，奶奶和孩子都是本人出镜，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对他们构成再次伤害。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呈现苦难，更要超越苦难，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和生活。箫泓也的确就是这么一种人生，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从人生的最低谷艰难生长，取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功。但她也要修复亲情，重新融入社会。

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致力于深刻地摹写现实，我在努力实现这一点的基础上，也希望影片具有象征意味——箫泓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的一个寓言。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学生写道“我本是高山”

影片署名的编剧有三个，我和苏竞元、唐晓白。但箫泓也是不挂名的编剧。她提供了很多想法，很多内心真实的感受，这也是我们（创作）的锚点和坐标。我们不可能背离人物，非得深入其内心，才有可能创作出得其心魂的好作品。

我不会空中楼阁式地编造一个剧本，我选择从现实出发，寻找“人物”，我甚至觉得“立人物”比“讲故事”更重要。我最关注的是一件作品是不是好作品，而不是它究竟属于标准的故事片抑或标准的纪录片。它可以是个“四不像”，无法归类，我的创作观一言以蔽之，“有情有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是说不要自我设限画地为牢，不要成为某种观念的囚徒。

在影片中，箫泓在监狱待了十年后出来，终于和孩子一起生活，这个情节是虚构的，当时他们还没能真正生活在一起，箫泓只是时不时去奶奶家探望孩子。在拍摄过程中，他们的矛盾、隔阂与困境依然存在，电影中我们也展示了母子之间并未完全释怀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心理状态是接近本人的。

另外，在监狱部分她们的台词，包括镜头的调度设计，主要按照剧情片方式来拍，但也会用纪录片的方式来作为补充。比如箫泓的狱中生活，我们会真实记录。在拍摄监狱部分的时候，我不会把我没有亲眼看见的场景内容虚构进剧本中。她们一个月去监狱超市购物一次是真实的，监狱里的其他场景，如监区宿舍、文艺队练功房、礼堂、晾衣棚、食堂等，都是实景拍摄，我只是设计了台词和情节。甚至台词部分，我也会使用她们的语言，比如她们会管出狱者叫“社会人”。

影片在圣塞电影节媒体场放映后，有当地媒体评论说，这部影片彻底消除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

去圣塞电影节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能不能获奖。箫泓一开始觉得能出去看一看、玩一玩，也挺好的。出发前，我们给她准备了三身礼服，《监狱来的妈妈》全球首映礼那天，她选择了最美的一身礼服在1800人的首映礼上穿，我们也都觉得这样最好，不然可能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那身衣服真的很美，衣服上缀满晶莹剔透的小珠子，像一颗颗眼泪，也像一颗颗珍珠。

那场全球首映礼我终生难忘。大家安安静静观影到最后，影片结束，开始出字幕的时候，追光打到最后一排，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场内观众陆续起立，先是靠近我们的人开始鼓掌，然后慢慢地，开始有山呼海啸的掌声。有人用中文说“你好”“谢谢”，有人喊“红”（注：箫泓饰演的角色名为廖红）、“Bravo”，持续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往外走，观众们也陆续往外走，我们以为大家就这样离场了，结果很多人在外头等着，一直在鼓掌。

当时的场面真的特别感人。圣塞电影节是1953年创办的，在现场能看到很多老人，白发苍苍的，眼里闪着泪花用他们有限的中文来表示感谢。圣塞的工作人员说，他来圣塞十多年，没见过这种场景。观众表达好恶很直接，真心喜欢才会鼓掌这么久。抛开影片本身，我觉得这跟箫泓来到现场也有一定关系，其他电影女主角，除非是极大牌明星，有众多粉丝的，会有比较热烈的情况，但我们这部电影太特殊了，箫泓作为主角太特殊了。

《监狱来的妈妈》在圣赛电影节现场

一个明星得这个奖，是题中应有之义，箫泓能拿奖，意义非凡。首先对箫泓来说，根本不是（只经历）我们这个片子七年的历程，她还有十年的服刑生活，还有悲剧发生后，那么惨痛的、深渊一样的心路历程。一个女性几乎用小半生去做了一件事，她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评价，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电影艺术的范畴。大家能看到她的处境，她的命运，她的挣扎与成长，能够从影片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力量。

表演一方面需要自己有天分，要有感受力、悟性和表现力，操控、释放自己的表情和身体语言，以至于达到准确动人的状态。另一方面，也需要“绿叶”来衬，你的对手的表演也很重要。影片中最核心的关系是箫泓与孩子、奶奶，他们给箫泓的加持是够分量的。

到颁奖礼前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是否会获奖，但媒体场放映的好评，让我们觉得有希望。不过我们也在为箫泓的礼服发愁：最美的一身衣服已经穿过了。第二天就是颁奖典礼，我们赶紧联系国内服装赞助方，大象点映的伙伴们又发动朋友，联系航空公司。有位朋友认识国航的一个空少，对方愿意帮着带来两身衣服，于是礼服就这样从国内飞到巴塞罗那。我们又发帖子，一个姑娘，愿意帮我们把衣服从巴塞罗那带到圣塞机场。

我们拿到衣服是4点多，一个小时后就要化妆，去颁奖礼现场了。后来我想，这也是我们做这部片子的真实写照，我们做了太多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没办法，有时候创作就是一场冒险、一次极限操作。

赵箫泓在电影节分享孩子的视频

在圣塞接受采访时，我说，我们这部电影渴望从“中国故事”成为“人类故事”，但它首先应该奉献给自己母国的观众，它不是一个仅仅给西方人观看的东方景观，增添一点异域情调。它首先应该对自己母国的观众产生意义，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作品。

箫泓在获奖后的party上就跟皓宇视频了，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电影节的一些周边。平时她一个人生活，皓宇住校，周六日会过来跟她一起住，寒暑假回去看望奶奶。影片拍摄完的这几年，他们的关系在一点点地变好。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从反抗家暴误杀丈夫入狱十年，到决意拍电影，再到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修复亲情，站在国际A类电影节的舞台上，捧起影后的奖杯——我觉得箫泓是真的在现实中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剧本。她也很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困境中的其他女性提供一些支撑、一些力量。

作者｜鹿十茵

编辑｜谢如颖

图片｜部分由《监狱来的妈妈》剧组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