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的那种力量和平静，正在电影院上映|上映|作曲家|电影院|纯音乐|陈其钢

浙江丽水黄泥岭村，远离尘嚣的山林中。一位年事较高却站姿如鹤的男子身着素净的衬衫，头戴渔夫帽，手持一段竹节，在晴朗宁静的乡野间漫步。

能够些许标记出其特殊之处的，只有他胸前悬挂的呼吸辅助器械，和他挥舞竹节时极具节奏感的方式。前者能让我们获悉他脆弱的身体状况，后者则向我们透露着他征服世界的理由。

陈其钢，刚刚登陆全国艺联专线的纪录片《隐者山河》的主人公，一个在当代世界音乐界如雷贯耳的名字。

身为作曲家的他，师从于法国作曲大师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门下，在技术层面继承着20世纪法国现代主义的精细结构和色彩意识，同时又坚持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记忆作为核心母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持续创作出一系列将中式内核与西式体裁进行内化结合的音乐作品，既不流于民俗奇观，又不受限于欧洲规范，为现代音乐的语言做出了有力的延展。

陈其钢精妙而不媚俗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不是所有创作者都能赢得以挑剔著称的法国文化精英们的尊敬，但陈其钢却被聘请为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历史上第一位非本土驻团作曲家，收获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在巴黎爱乐大厅获得音乐回顾展待遇，并被《费加罗报》盛赞为“中国当代音乐之王”。

而在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创作主题曲《我和你》，与张艺谋进行数次电影合作，并在《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上凭借极具深度的谈吐征服观众后，陈其钢在国内的知名度也终于有了显著提升。

他不追求金句频出，但看过那两期由窦文涛主持的节目的人，都能从他的人格中感受到某种持续的专注、内在的激情、对夸夸其谈的摒弃、对行动的崇尚，以及去除一切杂质的目标感和力量感。

陈其钢具备的人格力量，同样是吸引《隐者山河》导演郭旭锋拍摄这部人物传记纪录片的理由。

他在陈其钢身上清晰地看到了定力与使命感，这些品质在我们的时代，无疑是稀缺品。曾对自己人生充满迷茫的导演郭旭峰，很想通过这次对大师的拍摄寻找到一些答案，而在拍摄结束后，他的确收获良多。

对于观众来说，《隐者山河》则解锁了陈其钢许多之前不为人知的面向。

从被母亲称作“笨孩子”的童年，到1984年赴法国留学，随之打开新视野；从拜师梅西安并凭借万无一失的准备工作获得成功，到身处中西观念夹缝间的纠结、内省与砥砺前行；从跻身为巴黎管弦乐团和巴黎爱乐大厅为其联合举办音乐回顾展的大作曲家，到发起青年作曲家计划和陈其钢音乐工作坊，对年轻后辈慷慨回馈......陈其钢荣耀历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纪录片的呈现。

而他在荣耀背后的隐秘痛楚：丧子之痛，疾病的长期困扰，以及对纯音乐未来前景的忧虑，同样被镜头如实捕捉，让大家看到大师的凡人一面。

作为观众之一，我从纪录片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首次看到了陈其钢性格中如此鲜明的棱角。

早在《圆桌派》中，陈其钢就曾说自己惜字如金，尤其不爱做无谓寒暄；但一旦开始认真做表达，陈其钢的确会直击重点，百无禁忌。

他直言，歌功颂德的作品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杰出的作品中只会有“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我们”。他相信纯音乐的力量，却又对纯音乐的社会位置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开玩笑说自己作品的受众是一群“吃饱了撑得听这怪玩意儿的人”，戏称自己的成功也不过是“弱弩之末”。但最终，他依然坚信艺术的价值，认为人类文明毫无疑问是受艺术作品推动的：

“艺术的作用绝对大过武器……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人类文明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而武器为人类文明做了些什么？”

“如果人们都真的遵从艺术作品的引导，这世界就不需要武器。”

陈其钢还特意为《隐者山河》录了一段话。剥去“大师”光环，这个录音中也能听出来他像是一个脆弱、严苛、有些“怪”的可爱老头。

以下，是陀螺电影对《隐者山河》导演郭旭锋的专访。

陀螺电影：你是怎样想到拍摄一部关于陈其钢的专题纪录片的？这与你本人的工作和生活背景有哪些关联？

郭旭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迷茫。我有段时间在面对人生追求和人生选择这些大问题时相当迷茫，而这些迷茫可能在根本上源自艺术观念问题。陈其钢在人生中也面对过类似的迷茫：当年去法国留学时，他的老师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做音乐？他回答：为人民服务。然后老师问他：为哪个人民呢？具体是哪个工人，哪个农民，还是哪一个人？他就回答不上来，也因此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当下的许多创作者在创作时，会把艺术视为一种与别人进行交换的工具，不论交换的是金钱还是流量，于是他们会极力投消费者所好。但在陈其钢接受教育的法国和欧洲，艺术更多被视为人类对内心的一种诚实表达，是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呼唤。

我刚刚举这些例子，是因为我身为创作者，需要一些观念上的引导和启发，而陈其钢作为艺术家的人生历程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每个创作者可能都要面对艺术与生存之间的冲突，在这两条路之间该如何平衡？我希望能从陈其钢身上寻找答案。

陀螺电影：陈其钢老师对这个纪录片提案的接受过程顺利吗？

郭旭锋：总体上比较顺利。我一开始和陈老师不认识，但我很想去采访和拍摄他。于是我就用了个“土办法”，从网上找到他的邮箱，给他写邮件，在其中详细阐述我想做的事：真实呈现他的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和思想观念，给处在当今迷茫和焦虑氛围之中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启发。

陈其钢在看到我的邮件后进行了回复，我们随后约在他居住的地方（浙江丽水躬耕书院）见面，一起吃早餐。在早餐期间，陈老师问了我很多问题：你这个片子打算怎么做？计划做成什么样子？做出来之后在什么平台上播放？总之就是一连串的问题。他的助理在中途有悄悄提醒他，你这样接连逼问别人是不是不太礼貌，而他回了句：“那万一他是个骗子怎么办？”

但在早餐结束时，他就做出了决定：“好吧，那就做起来。”

其实陈老师前几天有为《隐者山河》的发行录一段音频，在里面他讲到，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部片会做成什么样，能不能播出，在哪播出，而且整部电影一直都没有得到固定的资金支持。所以可见，在一开始他也对整个事情的前景没什么把握，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陀螺电影：陈老师在你的镜头前显得很松弛，百无禁忌。你在拍摄过程中是怎样获得他的信任的？

郭旭锋：其实我没有很用力地要去获取他的信任，我也没去想过该怎样让他信任我。可能我们在第一次见面会话时就有了某种信任的感觉，于是接下来的合作过程也比较轻松。

陀螺电影：你在对陈老师的拍摄与接触中，对他作为一个人的直观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哪些镜头外的细节或者趣事作为例子？

郭旭锋：我对他最直接的印象，是他的情绪变化得非常之快：前一秒还极其严肃地跟你讲着一些深刻的事情，后一秒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像个小孩一样，有种纯真感。另外一个印象是他非常注重细节，对自己的口头表达要求极高，说出去的话要像一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一样严谨。在拍摄过程中我也会写些东西交给他看，他会在文字上直接做修改，把不对的标点符号、逗号、句号以及语序不规范的地方全部纠正过来，极度认真。这种认真也在影响我如今的做事态度。

陀螺电影：影片的大部分素材似乎都源自2018和2019年；也就是说在这些素材被拍好的六七年后，影片才正式问世。这中间发生了哪些波折和困难吗？

郭旭锋：我是2019年开始进行拍摄的，最后一次补拍是在2023年。我主要负责片中躬耕书院的部分：陈老师的日常生活状态，他在书院中接受的采访，以及一些环境空镜头；电影的整体风格也由我把握。除此之外，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和一些法国机构的素材支持，它们为《隐者山河》提供了相当多的影像文献资料，覆盖了陈其钢从2014年开始的十年人生。

影片之所以花了这么久才问世，首先是因为它的团队非常小，不像一般的商业制作一样分工明确，于是我不得不身兼多职，片子也因此出来得比较慢。另一方面，影片没有得到固定的资金支持，于是在做片子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去打工、接活，赚些钱让影片和团队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