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34年，陈毅目睹红军兵败如山倒，悲痛万分，称此为“亡国之痛”》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4年10月14日，中央红军此时尚未发起长征，受命和项英一起留守中央苏区的陈毅，已经对留守工作有了全盘计划，让项英早做分散部队的打算。
项英却墨守陈规，冥顽不灵，继续贯彻执行博古、李德那一套被动的防守政策。
一个月之后，即到了11月中旬，红都瑞金已经陷落，中央苏区仅余一个长百里、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用陈毅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梭镖就可以洞穿”。
陈毅对项英当头棒喝，并已经代为起草了留守各部队分散游击的指示。
项英还是不为所动，以“坚持党性”为由，专心等候中央的新指示，不肯改变战略方针。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到了1935年1月份，中央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都被压缩到了地处“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形势危如累卵。
仍等不到中央的指示。
在陈毅的再三疾呼下，项英不得不以中央分局的名义，签发陈毅起草的分散游击的指示到所属各省和特委。
然而，已经太晚了。
赣东北、闽北、闽西、闽赣、湘赣、湘鄂赣的电台都已经瘫痪，再也打不通了。
只有瑞西特委和瑞金县委接到这个指示。
少共瑞西特委书记钟德胜接到指示后，心存顾虑，还不敢大胆贯彻执行。
陈毅没有办法，只好拄着树棍，拖着一条伤腿，找到钟德胜，做他的思想工作，做了一天一夜。
钟德胜最终领命而去，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1961年，陈毅在北戴河作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谈话，无比沉痛地说“中央红军给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五千名红军战士，以及一万多名红军伤病号，因为没有分散，结果，损失殆尽，只剩下钟德胜这一支游击队。”
1935年2月5日，项英终于收到了中央的指示。
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回到了领导岗位上，指挥中央红军渡过了赤水河，在四川长宁地区集结，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指示的内容，就是陈毅一直强调的：分散游击。
项英读了这份指示，又羞又愧。
一周之后，又收到了中央的第二封指示信。
这第二封指示信不但沿袭了第一封指示信要求“分散游击”的精神，还对如何开展游击做了细致的安排、精心的计划，要求
“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陈毅读了这份电文，激动得大呼大叫，对项英说：“老项，这份指示信一定是出于毛主席之手！毛主席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了！红军有救了，中国革命有救了！博古、李德没有这样的战略思想，也断然写不出这样的决议！”
不得不说，只有在同一思想层次的人，才能心意相通，彼此神会。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来了传达遵义会议的电报和组织问题的通知，完全证实了陈毅的猜想——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
陈毅虽然早已猜到，这时候还是忍不住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地说：“主力红军在湘江损失实在太大了！不过，这么一来，大家都觉醒了，路线也得到纠正了……”
项英瞪起了眼，怒斥陈毅，说：“你在幸灾乐祸!”
陈毅正气凛然地说：“你错了，我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欣闻乐道。打了败仗，有了损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要一条道走到黑。现在好了，领导改善了，路线端正了，要不了几年，就能解放全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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