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听澜。
高市早苗接任日本首相后没多久，就在东亚搅动风云——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连续在中、俄、朝、韩四个方向制造摩擦。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抛出极为激烈的言论：宣称“台湾有事”将触发日本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
这是赤裸裸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对战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直接冲击。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她个人的政治风格，是一次作秀式的强硬。
可如果深入看，高市早苗只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她背后是日本政治整体右转的大趋势……
如果不理解高市早苗的政治底色，就很难看清她当下的言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的强硬立场，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思想养成。
高市早苗1961年出生在奈良县一个普通家庭，但家庭氛围一点都不普通——她在学龄前就被父母要求背诵《教育敕语》。
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可能只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老文件，但它的核心是强调绝对效忠天皇，维护军国主义秩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这套东西就已经被清算过，但在高市家，却被当作一种“光荣传承”传给孩子。
这样的文化环境，让她从小就没有机会接受一个客观、全面的东亚史观。
这是赤裸裸的历史修正主义，直接挑战了战后中日达成的政治共识。
此后的政治轨迹更是“纯正右翼模板”：
2007年，她成为安倍内阁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成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主张修改宪法，把自卫队变成“国防军”，甚至拥有宣战权。
而高市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日本会议”核心成员。
这个组织是日本最大的右翼政策团体，一直致力于推动修宪、扩军，恢复“天皇中心”的政治文化。
简而言之，高市早苗不是一时兴起的右翼政客，而是骨子里、血液里都流着右翼的政治DNA。
这就意味着，她的涉台、涉华言论带有长期规划性，不是随口说出来的政治玩笑。
很多人说，日本政治一直有鸽派和鹰派的平衡结构，右倾只是阶段性现象。
但如果你把近二十年的政治人物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权力重心早已右移。
以自民党为例，安倍晋三掌舵多年，他背后的派系“清和会”（安倍派），可以追溯到岸信介时代，是典型的保守右翼路线。
21世纪以来，这个派系首相辈出，而以“宏池会”为代表的温和、主张务实和平外交的力量一路衰微。
全社会的安全焦虑在积累。
三十年的经济低迷，让日本失去了当年“亚洲第一”的自信，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又让日本感到力量对比在翻转。
这种心理落差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法律和政策上的催化剂——人们开始接受“和平主义不够用，我们需要更强的军力”这种新现实主义理念。
更关键的是，在野党的制衡基本失效。
曾经在执政联盟中充当“刹车片”的公明党退出后，自民党的右翼路线甚至可以不受约束地推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市早苗能在上任后迅速推动更激进的外交安全言论——她不会在党内受到严重阻力，更不会在国会遭遇有效的反对派。
而这一次，日本的右转是系统性的，政治生态、舆论氛围、党派结构都在为右翼议程提供肥沃的土壤。
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的这套说法，不只是情绪上的挑衅，其实是日本整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投机玩法。
她和背后的政治力量，正在用一种非常单一的视角看世界——把当前的国际局势直接类比成“新冷战”，觉得日本必须死死跟着美国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这种思维非常危险，因为它会让日本的对外政策彻底变成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不再考虑亚洲稳定和邻国关系。
更深层的目的，是想借外部紧张局势，去冲击战后体制的限制。
日本右翼一直有修宪扩军的执念，尤其希望去掉和平宪法的约束、恢复一定的宣战权。
高市早苗口中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就是在制造一种紧急感，好让国内舆论觉得扩军、增加防务预算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现实——日本的经济早已经陷入结构性困境，哪怕换几个首相也很难在短期有起色。
对许多政客来说，把公众情绪引向外部敌人，是一种廉价且见效快的政治技巧。
在这种逻辑下，和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同时交恶反而显得“强硬”，能换来部分国内民众的掌声。
可问题是，这样做等于切断了与亚洲大陆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纽带，全球化时代孤立自己，长远看就是自断后路。
别忘了，台海一旦起冲突，中国的反应不会只停留在口头。
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反制，中国还有国际法的硬工具——包括联合国宪章里针对战败国的“敌国条款”。
这是历史上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留的法律预防机制，一旦日本真的在军事上越线，不需要安理会授权，中国就能依法采取行动！
听澜认为，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格和涉华挑衅，是日本整体右倾的集中爆发。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言论，而是几十年来右翼思想、政治生态变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合力结果。
日本的路线，正在往一个危险的方向滑行：修宪扩军、挑战战后秩序、紧紧捆绑美国、制造与邻国的摩擦。
但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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