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部级老革命的遗孀，丈夫刚去世就主动找组织要求降级待遇，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王定国当时住的是部长级四合院，配有专车和司机，这些待遇按规定完全可以继续享受。
她却坚持要搬到60平米的普通房子，理由只有一句话：我现在是什么级别，就该住什么房子。
这位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她做出如此决定？
1937年的兰州城，24岁的王定国遇见了53岁的谢觉哉。
那时候王定国刚从四川营山参加红军不久，谢觉哉已经是延安五老之一，两人年龄相差整整29岁。
旁人看来这段婚姻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可王定国心里清楚，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身上有着真正的革命理想。
婚后两年，1939年的一个深夜，怀着7个月身孕的王定国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徒步送密件。
那个年代的革命工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孕妇也得上。
王定国揣着密件，挺着大肚子，一步步走完了那段艰险的路程。
这件事她后来很少提起，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革命年代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谢觉哉对这个小他近三十岁的妻子既心疼又佩服。
他在日记里写过，定国这个人，吃得了苦，守得住清贫，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样的评价，对王定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按说这个级别，住房条件应该相当不错。
可谢家的情况让很多来访的人都愣住了——一家人挤在北屋三间房里，家具简陋得可怜，最显眼的就是那张花三块钱买来的瘸腿桌子。
有人劝谢觉哉换张新桌子，他摆摆手说不用，桌子能用就行，腿瘸了垫点东西就稳了。
王定国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她从小吃苦长大，对物质生活从来没有太高要求。
两口子就这样在简陋的房子里住了十几年，从没提出过要改善住房条件。
1958年，谢觉哉专门给家里立了三条土法令：不准搞特殊，不准用公家的车办私事，不准以他的名义办任何事。
这三条规矩立得严，执行起来更严。
孩子们想搭个便车都不行，王定国去菜市场买菜，也是自己步行去。
有一次谢觉哉的秘书问，首长您这样要求家人，会不会太苛刻了？
谢觉哉说，我们这些人手里有权，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这权力就会变成私产。
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拿来给家人谋私利的工具。
1963年，谢觉哉突发脑血栓，整个人瘫在床上动弹不得。
那年他79岁，王定国50岁。
从那天起，王定国几乎没有离开过丈夫的病床。
喂饭、擦身、翻身、按摩，这些护理工作她一做就是8年。
谢觉哉病后脾气变得暴躁，有时候会冲王定国发火。
王定国从来不计较，等他情绪平复了，该怎么照顾还怎么照顾。
她心里明白，丈夫这辈子为革命操劳，到老了却落得这个样子，心里得有多难受。
病床上的谢觉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没完成的工作。
他断断续续地跟王定国说，自己这辈子写的东西太散乱了，希望能整理出来，给后人留点有用的东西。
王定国把这话记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等丈夫走后，一定要把他的遗稿整理好。
1971年，87岁的谢觉哉走到了生命尽头。
临终前，他握着王定国的手，说出了最后的嘱托：莫搞特殊。
就这四个字，王定国记了一辈子，也守了一辈子。
谢觉哉去世后不久，王定国就找到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要求：按照她现在的级别，重新安排住房。
当时她住的是正部级待遇的四合院，配有专车和司机，这些待遇按照规定完全可以继续享受。
工作人员劝她再考虑考虑，毕竟她年纪也大了，住惯了大房子，突然搬到小地方会很不适应。
王定国的态度很坚决，她说自己现在只是师职级别，住部长级的房子不合规矩。
觉哉临终前说的那句"莫搞特殊"，她不能当耳旁风。
1973年，60岁的王定国搬进了一套60平米的普通单元房。
从宽敞的四合院到逼仄的两居室，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她把专车退了，司机也不要了，出门就坐公交车。
邻居们都知道这个老太太以前是部长夫人，可看她的样子，跟普通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
王定国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她说，待遇这个东西，是根据工作需要和职务级别来的，不是用来继承的遗产。
觉哉在世时怎么要求，她就怎么做，这是对丈夫最好的纪念。
搬进小房子后，王定国开始着手整理谢觉哉的遗稿。
这些文稿散落在各处，有的是工作笔记，有的是日记，有的是书信，杂乱无章。
王定国文化程度不高，整理这些东西难度可想而知。
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辨认谢觉哉的笔迹，核对时间和事件，分类整理，校对文字，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专家学者。
有时候为了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她要翻好几本书，问好几个人。
1973年到1979年，整整6年时间，王定国整理出了谢觉哉的12部著作，总计500多万字。
这些著作包括《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等，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和法制建设史的重要资料。
有人问她，花这么大功夫值得吗？
王定国说，觉哉一辈子为革命为国家做事，留下这些文字是他的心血，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她作为妻子，有责任把这些东西保存好、整理好，让更多人能从中受益。
1978年，65岁的王定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她没有把这个身份当成享受待遇的资本，反而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开始致力于抢救西路军历史资料，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正名，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王定国的晚年生活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
她把大部分收入都捐了出去，支援贫困地区、资助失学儿童、帮助困难群众。
有人统计过，她一生捐款超过120万元，可她自己的存折上，到2020年去世时只剩下182.96元。
2015年，102岁的王定国还坚持去贫困山区考察，看望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工作人员心疼她年纪大了，劝她在家休息，她说只要还能走得动，就要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
107岁的王定国拿出10万元捐给抗疫一线。
这笔钱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可她觉得国家有难，自己必须出一份力。
几个月后的6月，王定国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
她去世后，家人清理遗物，发现存折上只剩下182.96元。
一个正部级老革命的遗孀，一个活了107岁的老人，最后的家当就这么点。
这个数字震撼了无数人，也让人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清廉，什么叫信仰。
王定国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践行了丈夫临终前那句"莫搞特殊"的嘱托。
从主动降级住房，到整理遗稿，到晚年捐款，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权力不是私产，待遇不是遗产，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
王定国做到了，而且做了一辈子，这份坚守，这份清廉，值得所有人敬仰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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