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的皖西天还没亮透，雾气低垂，车辆驶进霍邱县城。车门一开，李克农扶了扶军帽，他这趟是受中央委托检查地方保密与肃特工作。消息早一步传开，街面上已聚了不少围观百姓，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县里刚判了一个“顽固派”，马上就要拉往刑场。李克农听得真切，却没有多言，径直进了县政府小院。
院里立了临时布告栏，“原国民党少校王振武，间谍嫌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几个大字十分刺眼。李克农皱眉，一旁接待人员忙不迭介绍：此人从南京逃来，一直行迹可疑，证据齐全。李克农没有急表态，只要了案卷，蹙着眉翻阅。几页薄纸，罪证罗列得倒算完整，但有些细节他越看越觉得蹊跷。
李克农放下卷宗，说要见人。警卫领路去看守所。厚重铁门开合时发出刺耳声，地面潮湿，灯泡昏黄。王振武戴着手铐，疲惫坐在板凳上。灯光扫过他消瘦的脸，李克农猛地一震——这张脸二十多年前在南京城边的小巷里，他见过。片刻失神后，李克农脱口而出：“住手，他不是特务！”声音未大，却像当头一棒敲在看守心口。
值勤人员楞在原地。李克农沉了沉声线，“此人曾救过我，间接救过周总理的地下交通线，他不该死。”当即命令暂停行刑，所有程序一律停止。另一名干部小声嘀咕，力度不够服众。李克农只是挥手：“责任我来担。”
局势稍稳，他让警卫解开王振武的手铐。短促的金属声里，王振武双手颤抖，哑声道：“李兄，还记得我？”这句话不到十个字，却让旁人都听出了久别重逢的唏嘘。李克农点头，没有多寒暄，先让人端来热水，又安排了简单晚餐，随后拉起小黑板，要求重新核对王振武所有行动轨迹。
时间往回拨到1928年4月。那年春风带着潮湿气息，南京城风声鹤唳。李克农以交通员身份被李宗仁特务盯梢，几乎寸步难行。关键时刻，王振武在长乐路与他撞个正着。两人系曾在芜湖第二师范同窗，一眼便认出对方。李克农当时怀揣绝密电报，身份极为敏感。若被捕，南京地下党网络等同于全盘暴露。王振武心里明白，没多话，拉住他就走。两人钻进租界小酒肆，借换装之机，王振武以自己副官证件将李克农掩护成助理，从宪兵岗哨一路送出城门。正是这段经历，保障了随后周恩来在上海的联络线安全接续。
往事说到此处，屋里没人再怀疑。霍邱县委随即成立复核小组，将王振武的材料连夜报省。数日后，省里批复下来：撤销死刑，予以适当安置，保留政治权益观察期。定论尘埃落定，李克农松了口气，却不忘把责任担在肩上，写下一份三千字长信详述过程，请中央组织部存档。
王振武脱险后，被安排到淮南煤矿医务科做文职。生活简朴，闲时种菜，看书。李克农只要回京述职，总会寄去信件或书报，两人继续用代号互通信件，不谈政治，只说近况。1953年冬，王振武获批进京疗养。宴席上，李克农举杯，“老王，若当年没有你，今天坐这的就不一定是我了。”王振武却摆手，“彼此彼此，一念之间的事。”
这一念之间，说轻也轻。可在那个年代，要顶住党派对立、制度壁垒和生死威胁，实属不易。王振武并非革命者，却在关键当口展现了格局。这在肃特高压的五十年代尤显珍贵。正因如此，李克农当年才敢拍板叫停行刑，他知道，救人的是信义，不是情面。
有人好奇，为何李克农对外宣称王振武是“总理恩人”？其中确有技巧。基层干部最服硬性指示，提到周总理，就等于亮出最高政治红线。如此才能确保王振武暂时安全，再慢慢走程序。李克农熟知组织纪律，更懂人情冷暖，这一刀切换间透着老情报员的判断与果敢。
王振武此后一直低调。1966年动荡开始，他被列入“历史问题再审”名单。所幸档案里那封李克农的长信起了作用，顶层核查很快予以澄清，他安然度过风浪。七旬之年，王振武在京郊小院耕花种草，有后生造访，问他当年为何冒险。老人笑说：“朋友就是朋友，哪分什么颜色？”寥寥数语，道尽沧桑。
这段插曲没载入教科书，却在军谍系统内部当作教材多次提及。它提醒后来人：斗争再激烈，也要给历史留下回旋的余地，给老友保留一线生机。李克农的“住手”是一句极短的命令，背后却是对恩义、纪律与人性的多重权衡。50年代肃特大潮中，类似的宽容并不多见，而正是这稀少的一笔，让那场风暴显得不那么冰冷。
故事讲到这儿便告一段落。王振武1978年病逝，终年76岁。李克农送去了花圈，上书八字：“既济于难，义重千秋。”无人再提当年死刑令，只剩两位老人同窗相识的往昔。倘若时间能开口，大概会说——真情分量，不在阵营，在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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