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了明禅师终于被拉到刑场上公开处以死刑，只不过他在临死之前竟然向行刑的人员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请求，那就是希望在枪毙自己的时候，尽量让子弹打在身体上，而不是脑袋上。
“我不是恶人，只是命途多舛，要当年不是乱世，我也不至于至此……”这句话是了明禅师临刑前的最后辩解，现场没人搭理他，刑场上的风吹得人直打哆嗦，但每个人眼里都没有一丝怜悯。
1953年春天，在上海郊外那个不大的刑场，了明禅师，也就是雷恒成，终于走到这一天。
说起这个人，上海很多老人都记得他，表面上，他是个剃了光头的老和尚，平日里在马立斯路混成一副“得道高人”的样子，帮人算命、看相，嘴里说着吉凶祸福。
可有些事越是掩盖，越藏不住，谁能想到，他曾是北洋政府的要员，手里不仅沾满了李大钊烈士的鲜血，还在伪满、日伪时期做尽了坏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换姓，藏进寺庙，最后混到上海，靠着几句算命的门道混饭吃。
1952年秋，公安局接到一封检举信，说上海有个“了明禅师”，实际上是雷恒成，身上有块金表，嘴里还镶着金牙。
侦查员鲁全发接了活，没几天就找到了他，鲁全发当时装成看相的主顾，进门就瞅见了明禅师戴着金表，笑起来嘴里露出一颗金牙，和检举信里写的对上了。
鲁全发当时心里其实挺紧张，但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对命运忐忑的样子，跟着他攀谈了几句。
到了关键时刻，他顺手看了看表，说要赶时间，了明禅师就把那块金表拿出来，时间正好，鲁全发心里有底，转头就把消息报了回去。
当天晚上，刑警队的人就把了明禅师扣了个正着，家里搜出来的东西可不少，日伪时期的警察证、军刀、勋章，甚至还有日本宪兵学校的毕业证书，一样都没少。
面对证据，了明禅师低头认了，嘴上倒是没再多说什么。其实公安局那边早就查明了他的底细，只是一直苦无确凿证据，这一次他自己把证据全都交出来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提审时，审问员问得很直接，了明禅师坐在椅子上，身板有些佝偻，声音却很清楚：“我只是个小人物，没做过什么大事。”
这话一出口，办案的人全都冷笑。李大钊案、镇压共产党、陷害进步青年，这哪一件是小事？他明白自己这条命算是到头了。只是到了最后，他还想留点什么。
1953年初，判决下来了，死刑。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愣了几秒，没什么表情。真正的波动，反而是在刑场前，拉上刑车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生怕别人听见：“能不能，行刑的时候，别打头？”一旁的警察皱了眉头，问他为什么。
了明禅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半天憋出一句：“保全全尸，将来好让家人见最后一面。”说话时，他的手在衣袖里一阵一阵发抖。
刑场上，行刑队列队站好，了明禅师走得并不快，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他的眼睛不停地来回看，像是在寻找什么熟悉的人，但最后什么都没找到。
有人说他临死前闭上了眼睛，嘴里喃喃自语，说自己“也曾为国效力，只是时运不济”，可没人信这套说辞，更多的人觉得，他其实是怕死得难看，怕自己最后连个体面都没有。
行刑前，警察再次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了明禅师吸了口气，这次没再提自己无辜，只是重复了一遍：“别打头。”
随着一声令下，几声枪响，了明禅师的身体猛地一颤，倒在地上，脸上没有太多表情，现场气氛很沉，没有人开口说话，有人说，这一刻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报应。
其实这个人一辈子都在逃，逃身份，逃法律，逃责任，到最后还是没逃过自己内心的恐惧，对于一条命来说，最后能不能“保全全尸”，在生死关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可他还是抓住了这点执念，像是想借此留点体面，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他嘴里说的“保全全尸”，背后不过是怕死得太难看，怕将来子孙没法见自己最后一面。
可他这一辈子，留给家人的只有耻辱和负担，又有什么资格谈体面？
了明禅师的结局，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人觉得他只是个历史的牺牲品，更多的人则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走到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人活一辈子，能不能问心无愧是自己的事，到头来，所有的辩解都抵不过一颗子弹，刑场上的风很大，带走了一个人的最后一点幻想，也让很多围观的人心里明白，什么叫“该来的总会来”。
了明禅师倒下的那一刻，现场安静得只剩下风声，他的请求被满足了，但他的人生却没有任何体面的结尾，人到绝路，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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