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母亲以死相逼，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依然没能阻止清华才女王丽红远嫁非洲乌干达，在一夫多妻制的乌干达里，王丽红后来后悔了吗？
那年，北京的冬天比往年冷，王丽红坐在家里的小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张机票和一封家书，母亲哭着堵在门口，父亲的眼睛红肿得像熬了好几个通宵。
所有亲戚的电话都打来了，劝她不要冲动，说：“你要是走了，这门就别回了。”这话说出口，像钉子一样扎在她心里。
王丽红其实并不是那种一意孤行的人，她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年年第一，清华毕业，长得也清秀，性格柔和，邻里乡亲都喜欢。
1992年，她遇上了来自乌干达的留学生苏玛，男孩皮肤黝黑，笑容特别温暖，两个人在图书馆自习时认识，最开始只是互相借书，后来慢慢聊起家乡和梦想。
别人议论她，她也听得见，有人背后说她“糟蹋自家姑娘”，王丽红听了只是低头笑笑，她知道，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
但真正让家里人崩溃的，是王丽红下定决心要跟苏玛去乌干达生活。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甚至自杀威胁；父亲头发白了大半，整个人一下子老了十岁。
亲戚们轮流劝说，有的说“非洲多乱”，有的直接劝她“别给家里丢人”，但王丽红的倔劲跟父亲一模一样，她说：“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是因为他是值得的人。”
1996年，王丽红正式辞别父母，不顾家里所有反对，跟着苏玛飞向乌干达，这段路其实比所有人想象的都难，飞机落地的那天，王丽红的心跳得厉害。
机场没有空调，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苏玛的家族来接机，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
王丽红第一次见到苏玛的父亲——一位部落酋长，身边跟着七八位妻子和二十几个孩子，她心里其实慌了，手心全是汗。
很快，现实让王丽红明白，童话里的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乌干达的生活远比想象艰难，她不会当地语言，买菜都要靠比手画脚。
水电时常断，洗澡靠自己接水烧，刚到那几个月，她常常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哭，只有母亲打来的越洋电话能让她坚持下去。
母亲的电话一打来，王丽红总是先沉默，隔着万里，她能感受到家里那种心急如焚，母亲一遍遍追问：“现在后悔了吗？”王丽红靠在床头，望着外面院子里穿着彩裙的孩子们，轻声回道：“妈，我现在还顾不上去后悔。”
在乌干达，最让她不适应的，是家里那些绕不开的规矩，苏玛的父亲家，厨房永远热闹，女人们排着队给男人端饭端水，轮到王丽红时，她总有点尴尬。
家族聚餐时，亲戚们总爱拿多妻的话题开玩笑，有人半真半假地问：“你会不会也愿意多几个姐妹一起当一家人？”王丽红把碗放下，表情平静地说：“我不打算跟别人分享我的家。”
语气不高，却让对方一时说不出话来，桌上的气氛有点僵，也有长辈好心劝她：“慢慢就适应了。”她只是笑了笑，没再多解释什么。
其实，她从没想着妥协，白天，她主动跟街上的孩子学当地话，见谁都打招呼，晚上，她会在院子里跟婆婆们聊些简单家常，问问种地怎么更省力，或者请教怎么做当地的米饭。
她一边学，一边琢磨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顺，王丽红说自己不是那种一遇到难题就退缩的人，她更愿意把难处当成一种磨合，让自己和这个陌生的地方慢慢变得熟悉。
饮食不合口味，她就打电话让母亲远程教她做家常菜，苏玛看着她忙前忙后，半开玩笑半心疼地说：“你在这里，比我还像主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丽红和苏玛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看起来渐渐步入正轨，可命运没有停止考验她。
她的小儿子因为一场高烧，没能抢救过来，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那段时间，王丽红几乎崩溃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什么话都不想说。
母亲在电话那头哭着劝她回国，父亲也说“就算回来，一切都能再来”，但王丽红最后还是走出来了，她看着还在身边的孩子，决定要坚强。
失去孩子的痛苦让王丽红重新思考了人生，她发现，自己其实有能力做一些更大的事，她开始关注乌干达本地的教育问题，看到很多孩子没有机会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和苏玛商量后，决定在坎帕拉郊区开办一所中学，学校最早只有一间教室，桌椅都是他们自己用木头钉的，王丽红亲自上课，教中文、数学，甚至教孩子们唱中文歌。
她和苏玛还自掏腰包，办了9个月的本土教师培训班，把会中文的乌干达人培养成老师。
这期间，有人质疑她是不是“洋校长”，是不是赚中国人的钱，王丽红从不争辩，她用行动证明自己。
她说：“这些孩子不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希望。”慢慢地，她成了当地人口中的“王校长”，家长们送鸡蛋、玉米来感谢她。
有人问她，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后悔吗？王丽红笑笑说：“日子里有遗憾，但没有后悔。”
现在，她的学校一年年扩大，中文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她的孩子也慢慢长大，能说流利的中文和卢干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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