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400年的洗脑术，日本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把日本人当炮灰的？
简单来说，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构造，对日本人来说那是“代代相传”的理念。四百年前的1592年，丰臣秀吉提出“三年灭朝、五年灭中、十年建大日本帝国”的狂妄计划。
如今来看高市早苗再次拒绝收回“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激进表态，同时加速推动修宪扩军计划。
只得说，骨子里的“认知”实在是难抵挡住。
而这军国主义教育是为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教育体系，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就已在日本生根发芽。
1925年，日本规定全国中学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将军事训练升级为法西斯化体系，实行学校“兵营化”管理。
这套洗脑系统最为可怕的是它对儿童教育的渗透。1941年3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国民学校令施行规则》明确提出，要“培养皇国使命感”，女子也要“学习使用短刀”，“磨练身心，涵养武道精神”。
就连裁缝课也被要求“熟悉普通衣物之裁剪、缝纫”，家政课则要“发扬崇尚礼法的精神”，“涵养齐家报国的精神”。
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明确的，为培养尽忠报国的“忠臣良民”，将教育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建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体制。
另外靖国神社游就馆作为二战前日本最大的国立军事博物馆，至今仍然是鼓噪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甚至在介绍“九一八”事变时，展板将日本出兵山东的理由表述为“为了保护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
而对南京大屠杀，展览则轻描淡写地称为“南京事件”，并解释道：“战败的中国士兵都退到下关，被歼灭了；但是市内还有很多身着便衣的战败的中国士兵，我们也严格进行了清缴”。
整个游就馆无一处使用“侵略”字眼，只有“日本被害”、“对大东亚的解放”等颠倒黑白的粉饰。
更令人担忧的是，展览通过家书、遗物等情感化展示，让参观者在感动中接受被歪曲的历史。
另外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核心在于构建了一套“天命叙事”，将侵略扩张包装成“顺应天命”的正义事业。
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教育敕语》确立了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轴，强调效忠天皇与武士道精神。
他们将天皇神化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将对外侵略解读成“传播文明、解救邻国”的使命，为发动侵略消解道德负罪感。
甚至到了现在，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本质上是延续“神化战争英灵”的叙事，让军国主义的精神根基一脉相承。
而这套叙事将“效忠天皇”上升为“顺应天命”，把侵略包装成“传播文明、解救邻国”的正义事业。
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本应永远铲除军国主义，《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
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军国主义复活从担忧变为现实。
高市早苗上台后，毫不掩饰扩军野心，准备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图谋对“无核三原则”中不引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暗示研发核动力潜艇。
她的涉台言论，与当年军国主义以“生命线”“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的逻辑如出一辙。
日本一系列强军扩武行径，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发展进攻性武器、出口杀伤性武器等，已经使“专守防卫”原则被弃若敝屣。
另外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并非抽象概念，它已深深铭刻在民族意识之中。
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到1937年对华全面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城市沦为废墟，数千万人丧生。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强制劳役、生化战等暴行所留下的伤痕，至今仍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
这些惨痛的历史创伤塑造了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敏感和警惕，任何国人都无法忽视这一政治现实。
东京九段北，靖国神社游就馆的纪念墙上挂满了遗照，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被添加了“命”字，在日文里，这就是“神”。
只得说，军国主义的洗脑从未停止，只是换上了新的外衣。
所以面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激进路线，东亚各国人民需要保持清醒：从丰臣秀吉到高市早苗，军国主义的野心从未真正消亡。它只是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下，等待着下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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