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中南海门前，出现了一位背着布袋、身着粗布衣的老汉。
他满脸风尘，却神情执拗，手里紧握着一封信，语气坚定地说：“我是来找润芝的。”
起初许多人疑惑，直到他颤巍巍地亮出那封带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抬头的信件时，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这位“润芝”，正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而他们的之间的关系，竟然是结拜兄弟。
那么，除毛主席外，另外两人究竟是谁？他们曾共同经历了什么？
画像记忆
1950年，湖北大冶县群山环抱的小村庄里，朱其升拖着满是炉灰和铁锈的布鞋，慢慢往家走。
这一天，他一早就在铁匠铺忙活，直到天色昏暗，才收拾好工具，准备回家。
村里这些日子热闹得很。听说政府要重新划分土地，老百姓奔走相告，有人还贴了红纸对联，烧香点烛，说是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赐他们新田地。
当朱其升经过村东头李二狗家时，隐约听见屋里传来几声嬉笑声。
他不以为意，却在迈步经过门口时，余光瞥见门框上贴着一张新画。
这画贴在门神的位置上，是个中年男子的画像，身穿中山装，神态端庄肃穆，目光深邃有力。
朱其升不自觉地停住了脚步，他凝视着那幅画像，越看越觉得熟悉，越看越觉得心里翻腾不已。
他喃喃自语道：“这人……怎的像极了我润芝老弟……”
一句话说出口，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毕竟时间已经过去许久，这个名字，他几乎不曾再提起。
毛润芝，那是他年轻时在部队里结拜的三弟。
那时候他们三人称兄道弟，一起摸爬滚打，互相照顾，如今竟在这画中重逢？
朱其升站了许久，才抬步回家，见到妻子时，他笑着对妻子说：
“孩儿他娘，今天我见到咱家老朋友了。”
郭兰英头也不抬地回道：“你说的是谁？”
朱其升神秘地笑着说：“是我润芝兄弟。”
郭兰英这下愣住了，放下手中的锅铲，转头看着丈夫：
“润芝兄弟？你说的是……毛润芝？”
朱其升重重点头，兴奋地说道：
“我路过村东头李二狗家，他门上贴的画像你猜是谁？就是我润芝弟弟！虽然这么多年没见，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变是变了，但骨相还在，绝对错不了。”
郭兰英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是不是干活干晕了？人家李二狗家那是毛主席的画像，新分了地，他媳妇特地去镇上买的，你竟说那是你兄弟？”
朱其升皱起眉头，不悦道：
“我不是胡说，我跟润芝是结拜兄弟，那年参军……你又不是不知道！”
郭兰英摇头道：
“行啦行啦，就算是润芝，现在人家是国家主席了，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结拜的多了去了，能认你一个老铁匠？”
朱其升一时语塞，但心里却固执得很，他的记忆从来没出错过，尤其是关于兄弟的。
但这事后来还是传开了，因为那天夜里他和郭兰英的争吵声实在太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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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其升是在做梦，有人说他年纪大了想出名，也有人说他可能真认得毛主席……
终于，连村支书也忍不住登门了。
朱其升站在门口，看着支书说道：“我不是说大话，支书，我真是他兄弟。”
支书沉默片刻，提议：
“那你就写信给毛主席吧，他回了信，这事就是真，不回，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朱其升一听这话，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连夜进了汉口，在说书先生的帮助下，一连写了六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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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远房的兄弟，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为他担保参军、在红枫下磕头结义的二哥？
打铁参军
他们相识，是在1911年，离辛亥革命爆发只差临门一脚。
就在这不安的时局中，一个年轻人从大冶老家一路徒步南下，满脸风尘，眼里却带着一丝坚定。
这个人，正是朱其升，一个出身贫苦农家的铁匠徒弟。
朱其升从小便知道，穷人的命运多是被“饿”写定的。
他兄弟四人，从小不是挑粪种田，就是打短工换口饭吃。
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时，他便被送到铁匠铺做学徒，师傅是个脾气暴烈的老头，一天到晚不是吼人就是打人。
十八岁那年，他终于出师，想着总算能靠手艺混口饭吃了。
但天不遂人愿，南方各地动荡不断，兵荒马乱中铁匠铺门庭冷清，连师傅一家都快吃不上饭，哪还有多余的口粮养他？
朱其升就这样背着一口老铁锅和几个锤子，走上了四处讨活的路。
可这年头，走南闯北的生意人都快饿死了，打铁的更是没人请。
就在他绝望至极之时，听人说湖南那边在招新军，还管吃管住，朱其升两眼放光，立马就扔掉了铁锅，直奔长沙。
在长沙的征兵点，他看到一张张年轻面孔聚集于此，满是渴望，满是激动。
他排了三个时辰的队，终于过了简单的体检，被分到了新军某营的步兵棚。
那天阳光毒辣，朱其升的额头却满是喜悦的汗。
入伍不久后，他认识了副棚长彭友胜，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汉子，彭友胜出身贫农，原先在部队里干了几年，因打仗勇猛被提拔为副棚长。
朱其升会修枪，会打刀，很快就引起了彭友胜的注意，两人性情投合，成了莫逆之交。
几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湖南。
新军不再是清廷的鹰犬，而是变成了支持共和的先锋。
长沙城外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标语，年轻人踊跃参军，军营一时间变得异常热闹。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穿着布衣、背着行李、神情刚毅的青年走进了军营门口。
他自称毛润芝，刚从长沙的学校退学，为了投身革命，从夜色中连夜赶来。
负责招募的军官例行公事地问：“有担保人吗？”
毛润芝一愣：“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跟着。”
军官说：“那就回去吧，没担保，我们不敢收。”
毛润芝据理力争：“我愿为革命出力，只求一份机会。”
但军官还是不同意，就在这时，站在不远处正蹲着磨刀的朱其升听到了这番争执。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铁锈，走上前来：
“这小兄弟，是想为国出力，要是缺担保，我来担一个。”
毛润芝一愣，看向这个皮肤黝黑、手掌厚实的士兵，连忙抱拳：“多谢兄台相助。”
军官瞥了一眼朱其升：“你是个普通士兵不够担保，要两个。”
朱其升毫不犹豫地转头大喊：
“友胜哥，快来，这儿有个愿意投军的学生，被卡住了。”
彭友胜闻讯赶来，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人联合为毛润芝作保，军官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登记收编。
就这样，毛润芝成了朱其升与彭友胜所在步兵棚的一员。
三人每日同操同练，同吃同住，渐渐生出情谊。
朱其升常笑毛润芝“斯文有余，武力不足”，但见他深夜还在灯下读书，也不禁敬佩。
而毛润芝则亲切地喊朱其升“其升哥”，敬重这个脾气火爆却重情重义的铁匠出身战友。
军营外的枫树林里，是三人最爱去的地方，三人席地而坐，谈起前程。
毛润芝忽然说道：
“桃园三结义，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们今日同浴生死，不如也拜为异姓兄弟，如何？”
朱其升大笑：“这个主意我喜欢！”
彭友胜笑着点头：“那就今日结义。”
他们从树下捡来三枝枫枝，扎成一束，插于土中，在枫林下三跪九叩。
按照年纪排定，彭友胜为大哥，朱其升为二哥，毛润芝为三弟。
那是一段足够滚烫的记忆。
岁月悠悠音信绝
1912年，武昌起义告捷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看似尘埃落定的时局之下，却掩藏着一场更大的巨变。
随着湖南革命军接到中央命令，军中各级部队相继解散，一纸命令下来，曾在红枫坡下结义的三兄弟也不得不面对命运的分岔路口。
朱其升站在营帐门口，一边磨着他的打铁锤，一边不舍地望着远处背着书箱的毛润芝。
这个读书娃，如今要重返校园，继续那条属于读书人的求学路。
他咧嘴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用力拍了拍毛润芝的肩膀，说道：
“走你的书生路去吧，你这脑袋瓜子，可别浪费在当兵打仗上了，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一旁的彭友胜抱着一只沉重的行李袋，他已决定继续从军，远赴南方投奔新的部队。
在战乱未尽的年代，手握枪杆，便是饭碗。
他拍拍两人肩膀，说：
“我们仨今日一别，恐怕短时间难再聚首，但我相信，只要还有命活着，总有一天会再相见。”
三人彼此凝望，话语未多，却尽是万千情感。
自此，红枫坡下的三结义兄弟，各奔东西。
岁月如流水，转眼已是数十载，直到那张画像，重新唤醒了记忆。
他将一封封带着期盼与试探的信，从汉口寄往北京。
而就在九月的一天，村头邮差远远走来，手中捧着一封带着“中央人民政府”红色字样的公文信纸。
朱其升颤着手拆开信封，看见第一行熟悉的字迹写着：
“其升兄：来信已收，甚是高兴……”
那一刻，朱其升老泪纵横，握着信纸泣不成声，他知道了，即便相隔几十年，润芝弟弟，终究没有忘记他这个二哥。
再见润芝
1952年10月，朱其升站在北京站出站口，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下的决心，来再见见当初的兄弟。
包里带着毛主席寄给他的两百块钱和那封信，还有一双妻子亲手缝的布鞋。
朱其升一路打听着来到了中南海的方向。
而那张信纸，证实了他的身份，他被安排进了中南海接待室。
第三天的午后，一个穿着中山装、身材挺拔的男人走进了接待室门口，神情在看到那个坐在藤椅上的老人时，瞬间变得柔和。
“其升兄。”
朱其升颤抖着站起身，望着眼前那张已经历沧桑却依稀熟悉的脸，是他，那个当年坐在红枫坡下听他讲打铁的弟弟。
两人久别重逢，还聊起了大哥，毛主席还安排他在北京好好游玩了几天，直到回程前夕。
毛主席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
“前些时候，友胜哥也来信了，说他在家务农，我也给他寄了些钱，你们都不容易啊。”
朱其升双手接过信封，里面有五百元人民币。
他激动地推回去：
“润芝，你不能给我钱，我还能打铁，咱兄弟情分不该用钱来算。”
毛主席摇头，认真地说：
“这不是国家的钱，是我的稿费，是我以毛润之的名义给你的，我是主席，但我也是你们的弟弟。”
朱其升鼻头一酸，推辞不过，只能连连点头。
临别前，两人再次紧紧相拥，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乡野的铁匠，但此刻，他们只是润芝与其升，是红枫下曾发誓不忘彼此的兄弟。
回到家乡后，村里人这才真正信服，朱其升说的，都是真的。
从那以后，朱其升与毛主席、彭友胜定期通信。
三人虽未再同堂，却用书信维系着彼此的情义，兄弟称呼、家常话语和牵挂之情。
一个国家的主席，一个普通的铁匠，一个在乡间务农的老兵，却拥有着同样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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