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使用的第一部电台。
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是1930年1月诞生的。在此之前，党内 上下左右的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既费时，又不安全，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来回要两个月，很不方便。无线电通信 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党内军内的联系大大加强了。
正如毛泽东同 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 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 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 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建立，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1928年秋，我在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军委派我学习无线电通 信技术，准备建立无线电台。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决定，就学 起无线电来。这时张沈川也在学无线电通信技术。共产国际也培 养了一些无线电通信人员，我党曾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同志去莫斯科学习过。
我学习无线电技术，完全靠自学，没有老师教，因处在白 区，环境险恶，只能偷偷地学。参加革命前，我在大学学习了两 年，没有毕业。
在大学里，我是学修铁路、建桥梁的。好在学校 里，我的各门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数、理、化的成绩都比较 好。中学里的自然科学都用英文课本，加上在大学里全用英文课本，所以接受学习制造无线电的任务后，就到街上买美国大学用 的有关教科书，进行有系统的自学。因为基础好，学起来并不困 难。
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秘密地 到上海无线电工厂偷着学习。在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科学 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发报机，但因厂子管得很严，我不能进他们 厂子去学，便把他们的产品搞出来，一面解剖，一面学习。
当时 的上海，比较复杂，什么人都有，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一般的零 件比较好买。但是发报机的重要零件在街上是买不到的。可是到 了外国人的洋行里，就能搞到，只要先付定金，规定好型号，约 三个月到货。记得当时最难做的是用紫铜管绕线圈，洋行里也买 不到。
另外，我有一个朋友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从他那里我也 学到了不少东西。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制作零件(有的零件制作不了，就买),一边组装。用了半年时间，第一批收发报机装 成了，这时是1929年春末。
此后，我还找到大华公司的一位职员，我们两个在大华公司工厂里的人帮助下做零件，并对外做起买卖来了。从小路来的零件，做成发报机卖到轮船公司的船上， 给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在此之前我党还没有电台。
1929年夏天， 张沈川从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了。我就装了套电台给他，先从抄收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练习，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作为练习。
1929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去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在香港建电台，我先后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一人去 的，目的是看地方，选房子，尽量选一个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工 作的地点。结果选了离海边不远的弥敦道的一所房子，这是老式 的中国式的四层楼，房子很窄，也很古怪，仅前后两间有窗户，
中间住的两间没有窗户。我选中了第四层，把整个第四层都租下 来了(一共有4间),因要建电台，从工作和安全考虑，不租一 层是不行的。
找到房子后，组织上又在当地找了一位朝鲜同志当 报务员。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后来张沈川已在上海教了不少懂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学生，我们就有力量往香港 派人了。我把房子租好，并从广东派了会说当地话的卢彪夫妇住 下作掩护，便回上海了。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一起去的有报务员黄尚英。我 们是携带着电台和密码坐船从上海到香港去的。
上船之前，我买 了两只大铁皮箱子 (TRUNK) 。 这种箱子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不过从外面看很笨重，里面能装很多东西，立起来放，象大衣 柜，打开以后，一边挂衣服，一边放其他东西。
当时，我把收发 报机放在铁皮箱里，运上船，为了掩护身份，也是工作需要，我穿 得很阔气，坐在头等舱，像个很有地位的人物。
到香港后，我们 从船上刚下来，英国警察(是华人)就要来检查，其实他们也不 是要认真检查，我早已知道窍门。他们走过来了，就给他们4块 钱，每只箱子两块。他们拿到钱，看都不看就用粉笔在箱子上划 了一个记号，点点头就走开了。
我们到香港后，把密码交给了王梦兰，是王梦兰自己译报， 还是由她再交给别人译，我们就不大清楚了。
我们把电台安装好以后，按照预先约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的声音。双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以后，就开始通报了。正式通报的时间，大约是1930年1月，香港台是黄尚英，上海台是张沈川。
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开创了我党通信工作的新局面。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冲破了重重困难险阻， 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上海与香港正式通报以后，我就回上海了。我在香港除建立电台以外，还做了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从香港带两部电台回上海。
这两部电台是广西的俞作柏买的，是英国制造的马可尼电台。这种电台，手摇发电， 功率10瓦，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俞作柏买好后放在一家英国洋行里，让我去取，这是要担不小风险的，因这是军用电台，禁止转卖。
怎么取出运走呢?
当时，我有一位在 德国西门子洋行当职员的朋友，就利用这家德国洋行的名义到那 家英国洋行把电台取来，不入帐也不入库，就把它取出运回上海 了。这两部电台带回上海后，送到苏区去了。
第二件事是：1929年底，邓小平从上海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路过香港，上海党中央要与百色起义的军队(驻在龙州，当时成立了龙州苏维埃)通报，小平路过香港就是要顺便与我们约好呼号、波长和联络时间，然后便离香港，经海防去广西了。但广西 的电台功率小，与上海通不到，结果还是经过香港台转的。
在香港电台工作的黄尚英由于工作辛苦，生活条件比较差， 后来得了肺病，于1930年夏天回到上海，由另一位同志接替他的 工作。黄尚英回到上海住了几天以后因病得很厉害，接回老家浙 江了，还未回到家就去世了，年仅20岁。这位青年埋头苦干，兢 兢业业，是我党通信事业中第一个积劳成疾、以身殉职的。是一 位令人怀念的好同志。
大约是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到破坏。
当时在上海电台当报务员的，是张沈川培训出来的曾三。香港电台被当局破坏后， 电台及联络办法他们全部掌握，第一天英国人还给我们通了报，
第二天他们发了一份报给我们，是用英文发来的，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英文“监狱” (Jail) 这个词，曾三不认识，就拿来问我，我一看大吃一惊，说：“ 不 好 了，他们在监狱里了!”我们知道对方遭到破坏后，就暂时停止了联络。
1931年春天，为了沟通上海和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我们派 伍云甫、曾三、涂作潮3位同志从上海去中央苏区。他们用脑子记熟双方联络的办法，是取道香港去苏区的。他们到苏区以后，一直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不上，主要原因是电台功率太小。
后来，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公秉藩师的 一部100瓦电台。有了这部电台以后，便于1931年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上了，从此，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沟通了。
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建立起来以后，大大密切了党中央与红 军总司令部和苏区中央局的联系。以往两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信 件，现在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有了无线电通信，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红军如猛虎添翼，战斗力更强了，发展更快了。
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个无 形的战线上，出现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对党忠 诚，机智勇敢，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有的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今天回顾创业的艰难， 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把我们的通信工作再提高一步。同 时不断运用新的科技成果，加快通信工作现代化建设，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通信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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