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读到一篇很值得深思的文章。
写曾国藩的书和文章多如牛毛，有真知灼见的很少。这篇另辟蹊径，谈的是曾国藩去世一百多年来，他在中国社会的形象变化。曾国藩只有一个，时而被推为圣人，时而被贬为元凶。仔细琢磨琢磨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真实的曾国藩一样有意思，可能更有意思。
一些诅咒我们的深层困局，或许可以从这里边找到答案。
允许我搬运一下那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和精彩论述，方便展开我自己的感想，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文，自己想一想。
一、“功臣”
曾国藩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挽救了大厦将倾的清政府。因此，清政府对其评价甚高，在其去世时谕称“东南底定，厥功最多”，“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被朝廷盖棺定论为“功臣”。
曾国藩的功臣形象，迎合了同治、光绪两朝颂扬“中兴之业”的需要。此外，曾国藩的亲朋僚友、门生故吏组成严密的关系网和舆论网，牢牢把控对曾国藩的评价。当有不佳评论出现时，他们都会予以及时纠正，甚至集体批判。
二、“汉奸”
曾国藩评价发生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认为太平军起义具有一定正当性，源于清朝“政法之不善”，太平军“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批判湘军“乘势淫掳焚掠”的暴行，“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这在当时不是主流，直到几年后辛亥革命思潮兴起时，由于革命需要，曾国藩不再是“功臣”，成了替满人卖命的“汉奸”。陈天华在《警世钟》说道：“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有些辛亥革命党人以太平军自比，孙中山就曾自称“洪秀全第二”。
如此一来，曾国藩从“忠良名臣”的高位上被推到“汉奸元凶”的谷底。
三、“传统文化的典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政治上曾国藩的形象又被高抬起来。国民党由之前的“破坏者”变成了“建设者”，由“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不再把自己当成洪秀全的继承者，转而认同作为秩序的捍卫者和维护者的曾国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兴起了文化保守主义之风，大力提振中华传统文化，一是为了改善国民性，而是为了抵制外来文化。于是曾国藩被当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典范人物。“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也”。
蒋介石对曾国藩极为钦慕，不仅个人仿效曾国藩的日课坚持写日记，而且在公开演讲中时常引述曾国藩的话语，颂扬曾国藩的精神与事迹。
这个时候曾国藩不再是“汉奸”，反而成了“革命先驱”，论证如下：“湘军崛起后，取满清实权而代之，撤退之湘军，大部分加入哥老会，从事革命运动，是皆与曾氏有直接关系也。虽未昌言排满，而以其事衡之，始终具有民族思想，则亦不容抹煞也。”
四、“刽子手”
1949年前后，曾国藩的形象又从正面转向负面。国民党把曾国藩捧起来，另一方就要对他进行抨击，借批“曾”来批“蒋”。影响力最大的是范文澜于1944年7月发表的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曾国藩形象被定格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军阀祖宗”等。
1965年的《辞海》写道，曾国藩“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曾国藩也逐渐不再被人关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只有五种著作出版，论调也都是全盘否定。
五、“成功大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国藩又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对他的研究、阅读和评说越来越多，掀起了“曾国藩热”。对这一时期曾国藩形象影响最大的，是唐浩明出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唐浩明本着遵循历史本来面目和人性基本逻辑，还原了“真实”曾国藩，着重表现其儒学精神，将他塑造成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个道德完人”。
唐浩明书写《曾国藩》的做法具有开创性，回避对其政治定性，变政治批判为纯文化创作。后来很多曾国藩传记沿着唐浩明的思路，基本上对曾国藩进行肯定。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曾国藩“完人”“圣贤”的刻板印象。
“曾国藩热”经久不衰。曾国藩的形象被更多地塑造为“成功者”“成事者”“成功学大师”等；此标签下的细分形象还有擅长权势的厚黑学大师、左右逢源的情商高手、善于弥缝的文案大师，以及管理高手、家庭教育专家、相面者、善用人者等等，总之在各行各业都能成功的人。
以上就是曾国藩先后拥有的五种形象，在好人与坏人、“圣贤”和“元凶”之间来回颠倒。
我们难免好奇，曾国藩的形象会不会继续变化？鞠海在文章后面写道：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已经对曾国藩等中兴之臣进行了充分讨论，20世纪90年代至今天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形象并未有太多新突破，现在关于曾国藩的评价几乎都可以在晚清民国时期找到源头，只不过某些形象通过现代大众传媒、互联网科技等手段，在迎合当下社会心态的基础上进行了放大。其正面形象被放大到’成功学大师’的同时，某些负面形象如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也没有消失，依然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目前对曾国藩的评价仍然呈两极分化态势，正如章太炎所言“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于是“半个圣人”的论断就产生了。”
从写作者的角度，我首先感到一丝悲哀。
一百多年过去，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青丝变白发，几十几百万本图书从木材变成纸张又从纸张变成纸浆，无数的网络链接、网络视频在亿万人眼前飘过又归于沉寂，但是对曾国藩的研究和讨论，却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翻大饼而已。很可能后面的讨论还不如最开始的鲜活、深入。
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我们社会究竟如何看待曾国藩，这是另外一回事。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更关乎我们的生存品质，因为它显示了文化土壤的厚薄。
曾国藩只是一个例子，在曾国藩身上翻过的大饼，也在许多其他名人翻着，不光是名人，还有历史事件、思潮、观念等等。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事物本身，又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这种翻大饼，不正是我们在许多领域始终无改进的原因吗？知识没有进步，只是随着风向而摇摆，过程中只会不断衰减。
其实从曾国藩一开始被盖棺定论为“功臣”，他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朋僚友、门生故吏不许别人批评开始，翻大饼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
大饼始终有两面，每次只吃自己受用的一面，得势的一方坚决不允许别人提起大饼还有另外一面。而这一面总有压不住阵脚的时候，另一面翻出来，另外一批人开始狂啃，吃相其实和前一批人是差不多的，他们同样禁止别人提起大饼有两面。
神化和妖魔化，为尊者讳和踩上一万只臭脚，就是吃大饼的两种姿势。对某些对象进行神化的，也会下意识妖魔化另外一些对象。
而真正的理解，只有在同时接受大饼有两个面的时候才会开始，不是虚与委蛇的接受，而是真正持守一种价值和方法，看见人、事、物的复杂性，不以自己的喜好和得失去逆推全世界。以此为标准，去厘清我们的知识系统，才能知道我们拥有多少知识多少偏见。
很多知道公共治理上的翻大饼，却少有人察觉群体心态的翻大饼，它们是相互生成的。要摆脱这种循环，首先要理解“反动”的价值。如果自己在打顺风球，也要允许别人打逆风球。如果自己在打逆风球，要记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如果一个社会在诸多领域总是在翻大饼，造神复毁神，那么终极结果就是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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