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打针的那个男人，就是半年前差点亲手打死她的父亲。
1938年，上海康定路上的张公馆，一间没人住的空房间里，18岁的张爱玲发着高烧，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跟死过去也差不多。
这时候，门悄没声地开了，她父亲张志沂溜了进来。
他不是来看女儿是死是活的，手里捏着个针管。
这个抽大烟、打老婆、靠祖宗遗产混日子的前清遗少，此刻动作倒是很麻利，撸起女儿的袖子，一针扎了进去。
这是他瞒着家里那位新太太孙用蕃干的。
几个月前，就是他，把张爱玲往死里打，关在这间屋子里不闻不问，任她自生自灭。
现在，女儿快要病死了，他又偷偷摸摸跑来当救世主。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拧巴。
施暴的是他，救人的也是他。
这一针下去，是父爱，还是怕担上害死亲生女儿的罪名，谁也说不清。
要弄明白这一切，得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的夏天。
那年头，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上海，隆隆的炮声把这个“东方巴黎”的繁华震得粉碎。
有钱人都往租界里躲。
张爱玲那个早就跟她爹离了婚的亲妈黄逸梵，也从国外回来了，住进了法租界的伟达饭店。
黄逸梵是个时髦的新派女性，会画画，会跳舞，满世界地跑。
对常年生活在父亲和继母眼皮子底下的张爱玲来说，亲妈的出现，就像天窗上漏下来的一道光。
她偷偷给母亲写信，信里头全是委屈。
黄逸梵一看，心疼了，就叫她过去住。
临走前，从小把她带大的保姆何干，一个裹着小脚的乡下女人，反反复复地嘱咐：“出门前，无论如何要跟老爷太太说一声。”
在这座大宅子里，人跟人的关系冷得像冰，只有这个被张爱玲喊作“干妈”的何干，身上还有点活人的热气。
可那时候的张爱玲，十七岁，心里头憋着一股火。
父亲不让她出国留学，继母孙用蕃又总是看不惯她，穿件旧衣服都要被数落半天。
她心里头积攒的怨气，就等着一个爆发的口子。
她偏不听何干的，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这是她的一次示威，她想让那个家的人知道，她不是个任人拿捏的物件。
她在母亲那儿一住就是两个礼拜。
伟达饭店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有沙发，有地毯，有抽水马桶，母亲的朋友们说着她听不懂的英文，打着麻将，过着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天真地以为，自己这么一“失踪”，家里人肯定会着急，等她回去，态度总会软下来。
她想错了。
她太不了解她那个爹，也太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等她玩够了，推开家门，没有一个人问她过得好不好，只有继母孙用蕃一张拉得老长的脸。
“你还晓得回来啊？
跑到哪里去了？”
那口气，又冷又硬。
张爱玲骨子里有她祖上李鸿章的傲气，她什么话也没说，头一扭，给了继母一个后脑勺。
这个动作，彻底把孙用蕃给点着了。
孙用蕃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嫁给张志沂图的是安稳，最不能忍的就是被一个前妻生的女儿当众藐视。
她尖叫起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
话音没落，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又脆又响。
张爱玲被打懵了，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打过她的脸。
她下意识地抬手要去挡，或者说是要去还手。
可她的手还没碰到对方，就被旁边冲上来的两个老妈子死死抓住了。
孙用蕃一看占了上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捂着脸就往楼上跑，一边跑一边哭喊：“她打我！
张爱玲打我！”
这一嗓子，把在楼上抽大烟的张志沂给喊下来了。
这个男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正经事，所有的本事都用在了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一家之主”的体面上。
他一看这阵势，根本不问是非曲直，只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他冲过去，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把她往地上掼，然后拳头就跟下雨一样落了下来。
很多年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起那一幕，还心有余悸，说他父亲是下了死手在打，“幸亏何干不顾死活地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又是何干。
这个家里最没地位的佣人，在那一刻，成了张爱玲唯一的救命稻草。
浑身上下疼得像散了架，但更大的痛苦是屈辱。
张爱玲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到外面去报警，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家的真面目。
她疯了一样往大门口冲。
这个举动，彻底踩碎了张志沂最后的底线。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老派家庭的铁律。
他觉得女儿这是要让他颜面扫地，彻底疯了。
他随手抄起门边一个半人高的青瓷大花瓶，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张爱玲的头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巨响，花瓶碎了一地，张爱玲也应声倒地，不省人事。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何干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扑过去抱着她，嘴里哆哆嗦嗦地说：“你怎么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啊？”
这话，既是心疼张爱玲的倔强，也是对这个家彻底的绝望。
事情还没完。
张爱玲半夜醒来，偷偷给姑姑张茂渊打电话求救。
第二天，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姑姑找上门来理论，结果也被张志沂打得满脸是血。
这下，张志沂认定了，女儿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家贼”，联合外人来对付他。
他下令，把张爱玲关在楼下那间又黑又潮的空房间里，窗户钉死，门从外面锁上，除了何干每天送饭，谁也不许见。
那扇门一关，张爱玲的世界就只剩下四面墙了。
她对父亲、对家庭最后的一点幻想，也跟着那扇门一起关死了。
最开始，她还没放弃。
她让何干偷偷给她加点好吃的，自己在小黑屋里偷偷锻炼身体，跑跑步，练练拳击，想着养足了力气好逃跑。
可没过多久，她就病倒了，得了很厉害的痢疾，上吐下泻，高烧不退。
张志沂就住在楼上，但他好像忘了自己还有个女儿被关在楼下。
他不请医生，不给药，就那么冷酷地等着。
或许在他看来，让她病死，比打死她要省事得多，也更能撇清关系。
就这么拖了小半年，张爱玲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何干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一辈子都小心翼翼、低眉顺眼的仆人，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绕开孙用蕃，直接找到了张志沂，用一种近乎摊牌的口气说：“小姐要是再不治，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担待不起！”
这话表面上是推卸责任，实际上是在警告张志沂：再不管，人就没了，到时候你也跑不掉。
也许是“死”这个字眼刺激到了他，也许是他心里那点残存的血缘亲情被唤醒了。
总之，他怕了。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像个贼一样，偷偷给女儿打针，维持着她的性命。
这个男人，既是把女儿推向地狱的恶魔，又是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恩人”。
1938年初，靠着父亲偷偷摸摸的几针西药和何干一口一口的汤饭，张爱玲居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她一直在等机会。
终于有一天，她趁着看守她的佣人换班的空档，拉开门，像一只被吓破了胆的鸟，头也不回地逃了出去。
她只有一个目的地——她母亲黄逸梵那里。
她以为，那是她唯一的避风港。
她跑了，代价是何干被张家赶了出来。
这个忠心耿的老仆人，在离开之前，把张爱玲小时候的玩具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小包袱里，托人带给了她。
也许在何干看来，这个从小就没得到过多少温情的小姐，以后要走的路，比在那个家里更冷。
何干猜对了。
母亲黄逸梵的世界，确实没有拳头和花瓶，但有一种更磨人的冷暴力。
黄逸梵的爱，是有价码的。
她会毫不犹豫地拿走女儿凭本事挣来的八百块奖学金，转身就输在麻将桌上；她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女儿的一切，嫌她走路姿势难看，骂她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懂，是个“废物”；她无法忍受女儿不爱打扮、不善交际的样子。
当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把女儿塑造成她想要的样子时，她那点可怜的母爱和耐心，也全都用光了。
有一天，她对着张爱玲，说出了那句最要命的话：“我后悔当年在你生病的时候那么悉心地照顾你，我宁愿你当时就死了，也比现在这样活着让我看着难受强。”
这句话，比父亲那个砸过来的青瓷花瓶，杀伤力大得多。
它彻底杀死了张爱玲心里对母爱的最后一点指望。
原来，她拼了命逃出来的结果，不过是从一个冰窖跳进了另一个冰窟。
父亲给的是身体上的暴虐，母亲给的是精神上的凌迟。
到头来，真正给过她不求回报的温暖的，只有那个被赶走的老保姆何干。
1939年，张爱玲考上了香港大学的奖学金，独自一人去了香港。
不久后，母亲也跟着她的情人去了新加坡。
从此，母女俩天各一方，情分也就算走到了头。
张爱玲后来没有再回过那个家，父亲去世时她也没有回去。
1995年，她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去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直到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
参考文献：
张爱玲，《私语》，收录于《流言》，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4年。
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