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16岁的中学生，按照电视剧的说法，正是处在“16岁的花季”。回想1968年8月26日，我告别北京，去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插队时，年龄也正是处在这种“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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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中的一次经历是那样令人难忘，以至于每每想起、说起它，都会使我热泪盈眶、思绪万千……
那是1969年的盛夏，那天中午集体户的伙食是韭菜馅团子。我们下工回来已是渴得嗓子冒烟儿，哪禁得住又吃下了咸咸的韭菜馅团子？我实在渴得受不住了，等不及现烧开水，就拿起瓢从伙房水缸中舀了满满一瓢子凉水，咕咚咕咚喝下了肚。
不知是这菜团子还是那瓢水闹的，我竟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发起了高烧，只觉得浑身发冷，发晕目眩。集体户同学们慌了神，请来公社卫生院的一个中医，坐在炕沿上给我号了号脉，说是“暑令感冒”。我和同学们都闹不懂，这“感冒”怎么会是这样？吃了些中成药，也没见管用。疑惑中，我又熬过了一天多。俗话说，“好汉禁不住三泡稀”。我不是“好汉”，却足足挺过了三十多泡稀。后来屙的竟然全是脓血，人开始严重脱水，我完全起不来炕了。
同学们急了，忙着去生产队要车，连搀带扶地将我架到了车上。车老板快马加鞭地赶着胶轮大车，拉着我及护送我的四个同学——梁鸣早、周红、韩蕾、张平生，向扎旗的“县城”鲁北镇疾驰而去，那里有旗医院，条件想来会比公社卫生院强。
我迷迷糊糊地半躺在马车上，依然能感觉到车在起伏的山路上颠簸。仲夏时节，护送我的同学在骄阳下冒着汗，可我，却只感到浑身一阵阵发冷，直冷到心里。我想说句话，却太缺底气，声音小到几乎连自己也听不清。
“小丽子，别着急，听车老板说，鲁北快到了！”这是梁鸣早在柔声细语地安慰我。这位女一中六七届的高中生，总是像慈爱的大姐姐似地对待集体户的每一个同学。
我在女八中初二的同班同学韩蕾也在鼓励我：“伙计，再坚持一下，'坚持就是胜利’！” 终于在下半响赶到了旗医院。医生给我一试体温，竟有42℃！经化验，诊断为“中毒性痢疾”。办完住院手续，同学们架着我来到病房。
天哪！这也叫旗医院？跟大车店似的，男女病人混住一个病房。在同学们的一再请求之下，医生才答应把我安排在一间另外还有一位70多岁老头儿的病房，听说他患的是“胆道蛔虫”。我的病床下边还堆着前一位病人自带的烧剩的牛粪，床边只有一个旧床头柜和一把破椅子。我昏昏沉沉地由同学们扶着躺在了病床上。
我严重脱水，需打葡萄糖点滴维持。可是因药品短缺，医院连这也难以连续供应。同学们除轮流看护我之外，还得四处找药。旗里的什么知青安置办公室、革委会、武装部等等，凡能去求援的地儿都去了，总算找来些药。
可我病得实在是太历害了，两三天了，高烧仍不见退。于是医生在给我输的葡萄糖液里加了些四环素，不料刚输了一小会儿，我忽然感到极难受，浑身开始哆嗦，喘不过气来，想说话，可干使劲说不出来，眼前发黑，接着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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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看到身旁的三个同学眼睛都哭得通红。一个医生正和她们小声商量着什么。我很纳闷，她们为什么围着我在这儿哭？我方才分明看见许多青面獠牙的人紧紧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这会儿怎么又都没影儿了？还没等我想明白，一阵眩晕袭来，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来，病床边围满了集体户的同学们，啊！四个小队的那么多同学们都在这儿，连平时见面不怎么搭话的男八中的同学们，也都投来关切询问的目光。再看看，我胳膊上仍然扎着输液的针，可那吊瓶里的不再是葡萄糖液，而是股红的鲜血！我想问明白，费劲地张了张嘴，梁鸣早她们连忙劝止“小丽子。少说话，安心治，你会好的！”
奇怪，众多的同学像约好了似的，谁也不说话，只是用极度关切的目光向我示了示意，接着就纷纷蹑手蹑脚地退出了病房。
四五天后，我总算是转危为安了。守护我的同学们这才告诉了我昏迷期间发生的事情。原来，给我输液时加四环素可能算是一个意外的医疗事故。到底是因我当时的体质对四环素过敏，还是所用的药品质量不过关，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我输了这种药物后浑身抽搐起来。虽然同学们见状马上喊来了医生，立刻中止了输液，可我的反应还是发展到了体表发红、嘴唇肿胀、发紧、大小便失禁、瞳孔放大的地步，并开始说胡话。
医院已给我填写了“死亡报告单”！梁鸣早她们吓坏了，痛哭起来。医生还是冷静的，当时给我量血压、测体温，我居然烧到了43℃！医生指挥我的同学们打来温水给我擦身降温，进行抢救，并告诉梁鸣早她们：只有给我输血才能有效地抢救我的生命。
但是，旗医院没有可供输的血。她们几个立即验了血型，偏偏没有一个与我的A型血相同。梁鸣早当即哭着出去给集体户挂了一个求援的电话。电话由公社交换台接通的时候，已下午五六点钟了，同学们刚刚下工。
听到消息后，在家里主事的同学立即找到大队部要车，不大的工夫，村里的二十多个同学全体出动，拿了好几个手电筒，乘马车风风火火地奔上了来鲁北的公路。大队派了两个能干的车老板给赶车，跑得又快又安全。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
当太阳刚刚跳出鲁北的小山包时，两辆马车驰进了鲁北镇。整整一夜！七十里丘陵草原路，不知这二十多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经核对血型，有四五个同学与我的血型一致。根据当时各自的身体情况，由支金辉、蒋树丽两位同学为我献了血。当太阳升起一杆子高的时候，插队战友们充满友爱的鲜血流进了我的血管，我终于得救了。当我缓缓地睁开双眼，看到的就是如前所说的，有那么多同学围着我，异常安静却又是那么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一幕，我将永生铭记！（本文来源：选自中国工人出版社《草原启示录》。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蔡玉丽，当年上山下乡到哲里木盟扎鲁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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