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富士康要撤了？”上海昌硕科技的风吹遍了浦东康桥。这个苹果在沪最大组装厂，曾是近十万工人的“饭碗”，高峰时厂区灯火通明，夜班工人换岗的人流能把宽达20米的康桥东路堵得水泄不通，周边的炒粉摊、手机维修店、平价服装店靠这股客流赚得盆满钵满，连凌晨三点的便利店都要排起长队。
如今却换了天地：生产线一半以上停转，蓝色的设备被打包运走，临时工日薪从巅峰时的280元骤降到220元，仍鲜有人问津，近三万工人面临转型或离职的选择。消息传到劳务市场，“制造业要凉”的担忧像潮水般蔓延。
可早从2022年起，《人民日报》就在评论版警示，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端代工模式难以为继。昌硕的变动，究竟是外资撤离的危险信号，还是中国制造换轨升级的必然？
2004年，昌硕科技在浦东康桥工业区拍下地块时，周边还是成片的农田。作为台湾和硕联合科技的大陆核心子公司，它2006年正式投产，凭借承接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组装订单，迅速开启扩张模式。
到2019年巅峰期，8.5万名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厂区内不仅有食堂、超市，还配套了幼儿园、社区医院和职工宿舍，俨然一座“企业小城”。
那时的昌硕，是上海外贸的“顶梁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021年上海外贸运行报告》显示，当年昌硕单月最高出口额突破80亿元，占上海全市外贸出口的6.2%，相当于每天有近3亿元的产品从康桥发往全球。
每年iPhone新品发布前三个月，昌硕的招聘点前能堆上千份简历，HR甚至要带着招聘团队去周边省份“抢人”，周边70%的商铺都直接依赖厂区客流生存，一家紧邻大门的快餐店单日营业额曾突破3万元。
转折的伏笔在2022年就已埋下。当年《人民日报》在《制造业转型：告别“人口红利依赖”》一文中明确指出，代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对昌硕而言，变化来得格外直接：2023年起，生产线从三班倒改成两班制，部分车间每周只能开工四天，招聘牌上的日薪标准一降再降，还是少有人问津。
更关键的是订单变化，2024年初和硕集团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一季度财报显示，昌硕承接的iPhone订单占比从40%大幅缩减至15%，仅剩旧款机型组装任务撑场面。
到2024年三季度，“退烧”态势愈发明显。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街道商会的区域经济监测报告显示，昌硕近20条核心生产线停转，闲置设备被陆续拆解装车，员工人数从8.5万锐减至不足3万，一半员工宿舍成了空房。
厂区周边的商业生态也随之遇冷，32家商铺接连倒闭，其中15家是曾生意火爆的餐饮店，原本喧闹的街道午后竟能看到空旷的路面，与往年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这不是突然降温，而是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年轻人就业观念转变与行业升级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昌硕依赖的“人海战术”，终究跟不上时代步伐。
昌硕缩减的订单没有飘向海外，而是落到了100公里外的昆山。接棒者立讯精密，早已不是当年只做电子连接器的小厂。
自2011年通过重大合同与苹果建立合作关系后，这家企业在江苏构建起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仅昆山就布局了5个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12万，成为苹果在大陆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立讯接下的不只是订单，更是对传统代工模式的颠覆。根据立讯精密2024年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已投入28亿元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在屏幕贴合、摄像头安装等关键工序上，智能机械臂完全取代了人工操作。
以前需要10名熟练工同时作业的流水线，现在只需1名员工监控数据、2名技术人员处理设备异常，生产效率提升40%的同时，产品合格率从98.2%提高到99.7%。
2025年5月，昆山市开发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名单显示，立讯投资12亿元建设的声学产品新厂正式动工，投产后年产能可达1.2亿套，专门供应iPhone的扬声器组件。
生产模式升级，招工标准也随之改变。立讯公开的招聘信息显示，企业计划扩招5万人，但明确拒绝“纯体力拧螺丝工”，重点招募能操作自动化设备、懂基础维修的技术员，月薪标准定为6000到8000元，比昌硕同类传统岗位高出20%。
为了留住技术人才，立讯在昆山打造了可容纳3万人的现代化生活区，食堂提供南北风味菜品，健身房、图书馆、篮球场等设施一应俱全，15分钟一班的免费班车连接厂区与宿舍，这些配套让不少昌硕员工动了心。
昌硕也并非放任员工陷入困境。根据上海市人社局备案的《员工安置通知》，企业开通了内部调岗通道，前往重庆、昆山和硕工厂的员工可获得2000元交通补贴，薪资保持不变，截至2024年10月已有1.2万人报名。
选择离职的员工则能享受优厚补偿，除按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外，工作满5年的员工还可额外获得2个月工资补贴，已有1.8万人体面离职，剩余员工则集中到未受影响的笔记本电脑生产车间，保障基本就业稳定。
昌硕与立讯的交替，不是个例，而是中国制造转型的缩影。苹果公司《2024年中国供应链报告》显示，苹果80%以上的核心供应商都扎根中国，其中半数位于江苏，2024年在华供应链产值达8500亿元，仅立讯精密一家就贡献了1200亿元。
苹果全球副总裁崔玉善在公开活动中明确表示，中国完善的产业配套、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持续升级的研发能力，是供应链无法轻易转移的核心原因，那些“产业链要跑了”的说法，显然忽视了这些关键事实。
在义乌，欧凯斯日用品厂的转型故事同样印证着这一趋势。这家曾在价格战中挣扎的企业，以前生产普通垃圾袋每个只赚几分钱，2023年狠心投入500万元建立研发实验室，联合高校开发出免撕设计、添加艾草成分的抗菌垃圾袋。
产品单价从10元/卷提升到25元/卷，仍凭借差异化优势打开市场，义乌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4年欧凯斯销售额达3.2亿元，产品出口到日本、德国等12个国家，外贸订单占比提升至60%。
浙江万乐包装则瞄准了电商定制需求，投入1500万元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彻底改变了传统包装行业“大批量才接单”的模式。
电商商家哪怕只需要几百个定制包装，万乐也能在3天内完成生产交付，最小起订量从10万件降至100件。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行业报告显示，2024年万乐包装订单量同比增长300%，合作客户超过5000家，其中中小电商占比达70%。
东莞华贝电子的转型更具代表性，企业投入8000万元建设研发中心，从单纯的电子组装厂转型为智能穿戴设备研发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手表毛利率从10%飙升至35%，还获得了东莞市工信局颁发的“2024年智能工厂”认证。
《经济日报》2023年“制造业转型观察”系列报道总结得极为精准：当下的制造业不是不好做了，而是老办法不好用了。那些主动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研发创新和服务升级上发力的企业，都在转型浪潮中找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昌硕的“退烧”，是低端代工的谢幕，更是中国智造的开场。康桥的静，换来了昆山产线的忙、义乌实验室的热，这从不是撤离，而是制造业的自我革新。
从“靠力气”到“靠技术”，从“拼人数”到“拼创新”，转型阵痛背后，是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跨越。跟上升级步伐的企业与个人，都将在新赛道上，拥抱中国制造更坚实的未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