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的英雄谱里，我们惯于谈论诸葛亮的智、关羽的勇、曹操的谋，却常常忽略那些以笔墨立身的文臣。东吴的严畯，便是这样一位在正史中熠熠生辉，却被《三国演义》彻底边缘化的人物。他不是挥戈沙场的武将，也不是筹谋帷幄的谋士，而是以经学立身、以谦逊为官的东吴儒宗。当我们拨开演义的文学迷雾，才发现这位被遗忘的学者，在东吴的政治与文化版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正史中的严畯：东吴朝堂的儒学标杆
严畯，字曼才，徐州彭城人，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东吴的重臣与经学家。他的人生起点，是汉末战乱中的避祸江东。作为徐州士族子弟，严畯少年时便精通《诗》《书》《春秋》，在儒学凋敝的乱世中，这份学识让他成了江东士林的一抹亮色。
被张昭举荐给孙权后，严畯的仕途却走得格外“佛系”。孙权曾想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执掌武职，可严畯直言自己“不安武职”，坚决推辞，最终改任文职。这份对自我定位的清醒，在争名逐利的三国朝堂里显得尤为难得。他官至尚书令，位列九卿，却始终以清廉勤政著称，家中无余财，连孙权都感叹他“清素如此”。
在东吴的政治舞台上，严畯的角色更像是“文化外交官”。他多次出使蜀汉，与诸葛亮、费祎等蜀汉文臣相交甚欢，凭借不卑不亢的言辞维护东吴的尊严，连诸葛亮都对其学识与气度赞赏有加。他还是东吴礼仪制度的制定者之一，以经学素养为东吴政权构建起文化框架。更难得的是，他并非只会死读圣贤书的腐儒，曾与陆绩、张温探讨长江潮汐规律，提出“潮汐随月盈亏”的科学观点，这一认知比西方同类理论早了千余年。
在军事扩张成为主流的东吴，严畯始终坚持休养生息的主张，与张昭等主战派形成鲜明对立。尽管他的政见常被压制，却用自己的方式，为东吴的文化发展埋下了种子。他著有《孝经传》《潮水论》，是东吴经学的代表人物，被后世称为“东吴儒宗”。
二、演义与正史的割裂：被抹去的东吴文臣
翻开《三国演义》，你很难找到“严畯”这个名字。这部以战争与权谋为主线的小说，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位东吴的儒学代表。在演义的叙事逻辑里，人物的价值往往与战功、谋略挂钩，而严畯这样以学术立身的文臣，自然成了“边缘人物”。
演义中对东吴文臣的刻画，多集中在张昭、鲁肃、诸葛瑾等人身上，且大多服务于“尊刘抑曹”的主线。张昭被塑造成“固执保守”的形象，鲁肃成了“忠厚老好人”，而严畯则直接被排除在叙事之外，仿佛从未在东吴朝堂存在过。这种选择性书写，让读者对三国的认知陷入了“重武轻文”的误区，也让严畯这样的文化人物逐渐被历史遗忘。
更值得玩味的是，演义中偶尔提及的东吴文臣，往往被赋予“谋士”的标签，而严畯的“儒者”身份，恰好与演义的叙事风格格格不入。他既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的壮举，也没有像陆逊那样夷陵破蜀的战功，只是在朝堂上坚守着儒学的底线，在乱世中传承着文化的火种。这种“非典型”的三国人物，自然难以进入演义的视野。
三、严畯的历史地位：乱世中的文化守夜人
在三国这样的大争之世，严畯的存在仿佛是一股清流。他没有改变历史走向的惊天功绩，却用自己的学识与品德，诠释了乱世中文人的坚守。东吴之所以能在江东立足，并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正是因为有严畯这样的学者，在战火中守护着文化的根脉。
从政治层面看，严畯是东吴政权“文治”的象征。孙权虽以武立国，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而严畯的存在，恰好为东吴提供了“正统性”的文化支撑。他制定礼仪、出使邻国，让东吴不再只是一个偏安江东的军事集团，而是具备了文化软实力的政权。
从文化层面来说，严畯是江东儒学的奠基人之一。汉末战乱让中原儒学遭受重创，而严畯将中原经学带到江东，与当地文化融合，推动了江东儒学的发展。他的《潮水论》不仅是文学著作，更是中国古代海洋科学的珍贵文献，展现了三国时期文人对自然的探索精神。
当我们跳出演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严畯，会发现他的人生恰恰印证了三国历史的多元性。这段历史不仅有金戈铁马的战争，也有笔墨飘香的文化传承；不仅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有坚守初心的文人。严畯或许不是三国故事里的“主角”，但却是历史真实中不可或缺的“配角”。
在三国的星空中，武将的光芒或许更为耀眼，但像严畯这样的文臣，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不夺目，却共同构成了三国历史的完整图景。当我们谈论三国时，不该只记得那些征战沙场的英雄，也该记得这位被演义遗忘的东吴儒宗——毕竟，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是历史最厚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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