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我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会议,确定了接下来要走的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的最后通过投票选举出了44位中央委员,组成一套重量级的领导班子,后来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十大元帅悉数当选。

不过呢,当时的得票数量和排名,跟我们如今很多人所想不一样。就拿十大元帅来说,总司令朱德全票当选,是元帅中的第一,这无可争议。

然而副总司令彭德怀却排在了44位中央委员的第33位、十大元帅中的最后一位。按道理来说,彭总的贡献非常大、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也非常多,为何会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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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十大元帅的得票情况,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就是逐渐转政、转到中央层面的朱老总。他与毛主席、少奇同志、任弼时和周公一起当选为“五大书记”,这个职务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统筹全党全军的事务。

可以说此时的朱老总在元帅中已经是领先的独一档了,无论人品、能力、职务等各方面,朱老总都无可挑剔,因此在总名单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毛主席。

并且朱老总还是全票当选的四个人之一,这里也有个奇怪之处,当年的“五大书记”有四人是全票当选,可向来受人尊敬、地位崇高的周公却没有。

不仅如此,周公在44位中央委员里只排在第23位,对于他以往的地位来说,这绝对是比较靠后了。此事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放在后面说,先讲讲元帅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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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因伤病等问题长期远离一线的林、徐两帅。101在抗战初期率部取得平型关的胜利,这一战极为重要,虽然击毙的日寇不算多,但放在1937年那接连损兵失地的背景下,是的确给了很多人信心。

在平型关之前,日寇想要哪里就能拿下哪里,平津沦陷、张家口沦陷、大同沦陷、淞沪告急、南京告急、太原告急...俨然一片“亡国”之象,因失去信心而投靠日寇做汉奸的情况非常多。

平型关大捷就是在用现实告诉众人,日寇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敢亮剑,那群入侵者一样会被击败。

凭借这一战,101迅速扬名,可历史有时候就是会来一个小插曲,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却因为被误伤,导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休养。

不过也正是如此,大家想起他时,印象都是刚刚打完平型关大捷的101,这是非常好的形象,所以他排名很靠前,位列44位中央委员的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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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的情况属于“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冀南发展顺,他前去总揽大局;山东出现矛盾,他派去主导工作。

不过1940年他奉命回到延安,后因负伤长期留在陕北,兼任了延安黄埔同学会主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大校长等职。

前期徐帅去哪里都能干得很好,后期在中央跟各方面也相处愉快,威望、人缘等方面都够,他的排名自然就高,位列44位中央委员的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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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没有回到延安参会的罗荣桓,他这个特殊的情况,源于山东的复杂形势。抗战初期山东存在着多个并行的机构、单位,导致党政军分离,上下无法统一,哪怕是徐帅前去主导,也没办法完全指挥主力115师。

中央试过多种办法,都没能彻底改变,最终在下定决心让罗帅一元化领导,于1943年5月让罗帅兼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兼代师长等职。

此后山东得以迎来爆发期,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我党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但这时罗帅是山东唯一的领导,他走开了工作只怕瞬间又会乱套,所以主席特批他不用回延安。

后来罗帅也用成绩回报了中央的信任,1945年整编时拉出了8个主力师及16个警卫旅、独立旅。有这些底蕴,罗帅在44位中央委员里排到了第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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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在“整风”中自我批评以及受过批评的几位元帅。排在21位的贺龙自我批评曾加入过旧军队;排在22位的陈毅自我批评红四军时期曾质疑毛主席;

排在24位的刘伯承自我批评在宁都会议时赞成“多数派”、使毛主席失去了红军领导权;排在31位的叶帅七大发言时做了自我批评;

排在32位的聂荣臻1944年晋察冀高干会议时曾受过不少批评,据他的女儿聂力后来回忆: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来源见文末参考资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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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只排在33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性格火爆,处理人际关系上不够圆滑,觉得不对的事情会严厉批评。这是硬汉的作风,但很多人心里会有怨气,在投票时就作出了选择。

二是百团大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有部分人觉得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发日寇的疯狂报复,从而导致华北根据地生存处境非常艰难。

当时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1943年3月彭老总在左权县召集地方干部开会时,与会者饿得坐都坐不稳,彭总只好让大家坐着开会。这并非孤例,整体都特别难。

而且蒋介石也被我党的组织能力吓到,能迅速拉起“百团”,再发展下去他会坐立不安。所以此后开始拼命针对我党、停发军饷。北方他们没有办法,就在南方挑事,皖南事变跟这也有几分关系。彭老总在“七大”前后都为此做过检讨。(文末参考资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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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的情况说完了,再说说周公,他主要就是受到了陈绍禹的影响。

早在红军时期,陈绍禹的“左”倾路线就让红军付出巨大伤亡,而抗战初期,他又借着共产国际的名号回国来争权,堂而皇之在武汉搞出个长江局,提出统一服从国民党的安排,放弃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

毛主席当时都非常被动,曾说:“十二月会议有老实人受欺骗,以为自己错了。我当时是孤立的......十二月会议后,(延安)中央已名存实亡。”周公当时也被共产国际的名头蒙蔽。

直到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随后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切才重新走回正轨,只是前面走了一些弯路,周公无可避免受到影响。他在“七大”上主动自我检讨:

“在抗战初期的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包括我也在内,犯了错误。就是以为民族高潮来了,应该做民族英雄,赶快出去吧!因此,在华北发生了争论。军分会小册子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没有了解毛主席、中央的方针。”(文末参考资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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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当时的排名都是基于当时的形势下,后来地位改变又是因为后来所发生的事了。

毛主席强调过:‘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共产党员优良的品质啊。

参考资料:①最有文化智慧的元帅:毛泽东眼中的厚道聂荣臻 .人民网. 2007年07月03日

②百团大战内幕:85个团参战“没打招呼”. 央广网. 2014-08-19

③中共七大珍闻集萃 周恩来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让人感动 .金台资讯. 20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