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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官网刊登了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文章题为“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r Takaichi cabinet’s support rate”（高市内阁支持率的结构性解释）。
文章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紧张，但其内阁支持率仍维持高位，其背后主要有四点原因：日本国内政治文化与选民结构的变化为高市内阁提供了高支持率的社会基础；舆论将中国反制视为“外部压力”，从而短期内带来“聚旗效应”；高市内阁支持率的多元构成维度稀释了涉台议题在民意调查中的影响权重；以及中日关系紧张向日本民意传导时存在一定时间差。
文章指出，为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情境出现，中国方面应持续加大对日施压的力度，直到高市内阁明确撤回其错误发言，或者清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
文章于11月26日发布于CGTN官网。图源：CGTN官网截图
徐伟钧 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员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中国方面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反制措施，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批评其言论的声音。然而，日本主流媒体近期开展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并未明显下滑，甚至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如下表所示，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共同社等日本主流媒体近期的民调数据均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7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支持率并不等同于日本民众对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支持，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反制措施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多家日本主流媒体在11月中下旬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读卖新闻为72%，富士电视台/产经新闻为75.2%，每日新闻为65%，共同社为69.9%，朝日新闻为69%。反对率则普遍在16%至23%区间。图源：CGTN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日本国内政治文化与选民结构的变化，为高市内阁提供了社会基础。
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发生显著转变，呈现出明显的右倾保守化趋势。传统的反战与和平主义话语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持续弱化，而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提升，这一趋势在极右翼政党参政党近几年的崛起上得到进一步印证。
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和右翼政治力量抬头，日本右翼势力呈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复古”倾向。 图源：Getty Imagies
很多右翼倾向的日本民众并未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其立场更多是基于右翼民族主义情绪，主张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因此，尽管高市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严重冲突，这部分选民仍未撤回对高市政权的支持。
第二，话语框定与“聚旗效应”巩固了公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
在近期的中日争端中，日本主流媒体和部分意见领袖刻意将中国的反制措施框定为“外交压迫”或“外部胁迫”。这种话语框定会让公众注意力被引导至人为塑造出来的“外部威胁”上，从而弱化了公众对高市内阁涉台错误政策的批判意识。
因此，随着中国反制措施的推进，日本民众中出现了短期性的“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他们对相关后果严重性的认知不足，其不满情绪更多指向所谓“外部威胁”，而非高市内阁的政策失误。最终，这种情绪也转化成了对高市强硬立场的短期支持。
第三，内阁支持率的多元构成维度稀释了涉台议题的在民意调查中的影响权重。
在涉及内阁支持率的此类民调中，中日关系并不是大多数日本民众关注的首要维度。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的期待是在经济层面，尤其是所谓“早苗经济学”的实施成效。例如在前述读卖新闻的民调中，有74%的受访者对高市提出的追求“负责任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予正面评价，只有17%表示不认可。即便在外交范畴之内，中日关系也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出现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萎缩。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8%。图源：路透社
尽管在中日关系上遭遇严重挫折，高市自上台以来仍通过东盟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G20峰会等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多边外交活动，并且也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达成了积极的外交成果。这些外交成就使高市内阁的外交政策在多数日本民众眼中呈现出整体上的正面印象。
同样参考读卖新闻的民调，对于高市10月与特朗普的峰会，有7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表现良好。而对于高市内阁的对华立场，虽然有56%的受访者予以正面评价，但这一数据相较于其总体支持率显著较低。
第四，中日关系紧张要传导到民意层面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迄今采取的反制措施，更多是在特定经济领域对日本进行打击，而这些措施要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并进而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通常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因此，在争端初期或短期内，日本民意可能仍然偏向于支持或容忍高市的错误立场。
但若中国的反制措施持续增强并显著影响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很可能逐渐转化为政治不满，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也可能随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当前日本的政治生态使得高市政权在短期内难以撤回错误发言，中日关系的低迷状态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高市内阁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上均展现出明确的右倾化姿态，这种以动员右翼支持者为核心的政治逻辑，对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约束。任何政策妥协或和解姿态，都可能被右翼舆论解读为“软弱”或“背离国家利益”，进而削弱内阁的民意支持基础。
如果中国放任此次事端发酵，或者任由高市对此次事端进行冷处理，未来高市内阁为了维持其支持率，可能会在涉台政策上采取一些更为危险的举措。例如，高市内阁可能会推动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参照美国模式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管理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并为协防台湾和向台湾出售武器提供法律依据。
再比如说，高市可能会将“台湾有事”纳入日本安全考量的适用情形，在官方话语体系与防卫白皮书等文件中使用更明确的表述。为了避免这些更为危险的前景，中国方面应当维持坚决的态度，持续加大对日施压的力度，直到高市内阁明确撤回其错误发言，或者清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
（原文以英文发表，中文版为作者提供）
11月27日，徐伟钧博士再次在CGTN发表文章，解读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弹道导弹背后的战略目的。文章中文版将于近日在“IPP评论”发布，敬请期待。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点击图片链接阅读更多徐伟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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