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位年轻女孩做出一个十分惊人的举动,她竟然要全裸接受记者采访。

她叫苏紫紫,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却因从事裸模工作陷入舆论漩涡。

这次全裸采访,则是她反击外界质疑的抗争。

那么,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如今的她又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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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看到2011年那个在镜头前抬头反问“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的女孩,却不知道,在那句狠话之前,她走过一段怎样的泥泞人生。

她叫王嫣芸,湖北宜昌的一个被父母丢下的小孩。

她住在老旧筒子楼里,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别人家的孩子放学有人接,她放学回家就对着空荡的屋子发呆,只能靠在泥地里画画幻想一个不那么冷的世界。

真正的狠,是在生活逼到绝境之后才长出来的。

她真正的分水岭发生在16岁那年,家里被拆迁队逼得不得安宁,油漆泼门、锁眼堵死、半夜打电话骚扰,把唯一疼她的奶奶都气得中风瘫在床上。

她在医院里摸遍全身只有47块钱,却被要求交五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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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绝望不是电影里的慢镜头,而是一个少女当场被现实扇醒的耳光。

从那以后,她不再是个会画小房子的孩子,而是不得不成为一家之主的“劳力”。

为了考上大学,她跪在搓衣板上看书,疼得清醒,清醒得继续熬。

终于,她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湖北只有一张。

那天,奶奶虽然不识字,但笑得像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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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北京,她很快发现读书不能当饭吃。

房租、生活费、药费一项项压下来,让她不得不面对一个让人心酸的现实,知识救不了穷。

就在那个最难熬的冬天,她听到一个兼职价格:一天500块,内容是当人体模特

她第一次脱衣服走进画室时,暖气明明开着,她却冷得发抖。

那不是艺术,那是用身体换奶奶的药钱和第二个月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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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感受抽离,只留下一个能站着的肉体。

那时候,她不是在摆姿势,而是在换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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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麻烦,是当她被人把“人大才女”和“裸模”连在一起丢到网上时开始的。

成千上万的人骂她,说她丢人、说她低俗、说她糟蹋名校。

最讽刺的是,那些消失多年、对她生死不闻不问的父母,居然在这时候跳出来教训她。

母亲在电话里哭着问她“你还记得你姓王吗?”父亲让人带话“给祖宗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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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他们突然拥有了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资格。

面对这种审判,她发现解释没有用。

既然所有人都想看,她干脆让他们看个够。

于是,她办了《WHOAMI》展览,把自己的裸照直接挂在墙上,让那些习惯躲在屏幕后指指点点的人正面面对她。

但展览不仅没被理解,反而因为“尺度”被盖黑布,被前辈讥讽成“低俗的噱头”。

就在这时,她做出了那场震惊全国的决定:把媒体请到画室,在几十台镜头前再次脱光。

那一刻,她不再是被动挨骂的人,而是反手把审视的目光还给那些看热闹的人。

她赤裸,但坦荡;镜头后的人穿着衣服,却躲躲闪闪。

她那句“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其实不是挑衅,而是把隐藏在社会审判里的双标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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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做的《泼墨》行为更像是一次情绪的出口。

零下十度,她站在雪地里,让别人把墨水和脏话泼在她身上,然后自己一桶一桶洗掉。

像在说,你们泼我脏水可以,但我洗得掉,你们洗不掉。

可是社会从来不喜欢太锋利的人,学校打着“建议休学”的名义把她从象牙塔里请出去,没有抗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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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摔门、没喊冤,只是默默背起那点可怜的行李离开。

那天,北京的风格外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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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骂到全网皆知之后,她没有疯、没有堕落,而是突然消失了。

那几年,她尝试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结婚、躲避、沉默。

她嫁给了一个年长的画家,以为能找到一个不问过去的避风港。

刚开始确实安静,可没多久,她发现那不是港,是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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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小画室里,她被当成助手、当成附属品,创作被否定,想法被覆盖。

她的名字逐渐消失,变成“某某的妻子”。

最刺耳的一次,是丈夫在争吵中说:“难道你还想回去当那个脱衣网红吗?”

那句话像刀,把她这些年努力建立的尊严全划碎。

她开始害怕出门、害怕镜头、害怕被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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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烧掉自己的画册,把自己缩成一个影子。

她曾经为了活命脱过衣服,如今却因为别人随口的一句话把自己关回黑夜。

直到2016年,她终于受够了,净身出户离婚。三件衣服、一身债、一堆伤,这是她的全部重新开始。那一年她26岁,却像刚从废墟里爬出来。

这次,她做了最关键的决定,亲手埋掉“苏紫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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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名字完成了它的任务,替她挡过审视,也把她困在标签里。

于是她重新用回本名:王嫣芸。

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王嫣芸不是脱衣服,而是上台说话、辩论、拍纪录片。

她站在《演说家》的舞台上,讲自己的故事,逻辑清晰得让人意外。

在《奇葩说》里,她敢怼、敢笑、敢说真话。

她拍《万悟生》去记录其他女性艺术家的挣扎,把镜头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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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嫣芸终于用一个新的方式证明,她不需要靠裸露来争气,她本来就有脑子、有勇气、有才华。

她从泥里爬起来,用最野的方式活过一次,然后又用最清醒的方式,把自己救了回来。

记者再次问起当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往事,问她现在是否还会觉得羞耻,亦或是作为导演为什么不自己出镜博关注时,她的回答平淡得像一杯白水:“我曾经太努力想让世界看见我,现在我更愿意自己看清这个世界。”

离开那个暴风眼十几年后,她在云南找到了暂时的宁静。

借朋友的帮助买下破败的老宅,开了画室,教人画画,也在社交网络上用那个曾经让她感到陌生的本名分享着日常的琐碎。

从那个捡垃圾维持生计的小女孩,到令人侧目的裸模,再到如今这个哪怕在废墟上也能安然作画的王嫣芸,她把生活泼给她的脏水,真的洗干净了。

她终于不需要再问那个挑衅的问题,因为现在,有没有人敢看她,对她来说,早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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