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听听就行,毕竟键政不用负责任,只要嘴嗨过瘾就行。
就拿崇祯来说,他摊上的局面,可以说是地狱难度,换谁来都得头大。明末的困境也是各种事情累积:朝廷财政早就亏空到了底,连九边军饷都欠了好几年,士兵饿肚子哗变是常事;文官集团盘根错节,东林党和阉党斗来斗去,东林党遇事只会空谈道德、互相掣肘,阉党呢,只知道夺权与贪财。
要命的是碰到小冰川时期,连年天灾,陕西、河南等地旱灾连着蝗灾,地里颗粒无收,流民上百万地往南涌,饥民易子而食,各地农民起义一呼百应,社会彻底失序。
这种事,一个王朝只要撞上一样,都够喝一壶的,能不能迈过去全看运气。明末可以说是遇到了全部,简直是绝境中的绝境。
崇祯想破局也没少努力:他裁撤驿站想省银子,结果裁出个李自成。
想让文官捐饷补财政窟窿,满朝文武哭穷装蒜,最多掏几两碎银,转头却被闯军抄家搜出百万两。
想和后金私下议和换时间整顿内部,刚露口风就被言官骂成“卖国贼”,只能硬着头皮打消耗战;赈灾没粮没银,只能眼睁睁看着流民变成叛军,越剿越多。
碰到这种烂摊子,崇祯本就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亲王,没经历过啥风浪,就算把开国皇帝朱重八请回来,估计也没啥辙,除了跳出皇宫,再拉一支队伍重走当年的造反路,压根没有第二条活路可选。
而慈禧遇到的情况,可比崇祯好太多了,简直是天壤之别。
虽说当时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太平军起义,但这群人闹归闹,要么缺乏统一指挥,要么只顾着占城掠地,远远没到动摇清廷根基、成为心腹之患的地步。
更关键的是,慈禧敢放手,让江南的文人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组团练。她心里门儿清,这些汉人督抚想建功立业,就离不开清廷的名分,所以一边给他们兵权粮权,一边又留着后手,让沈葆桢牵制曾国藩,让淮军、楚军互相制衡,既用他们平叛,又防着他们拥兵自重。这招虽然长远来看,有滋生地方割据的风险,但至少解了燃眉之急,把眼前的乱局压了下去。
再说说外敌入侵,这些洋人跟明末的后金可不一样。后金是铁了心要入主中原、取而代之,而洋人只想把中国当成殖民市场来薅羊毛,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压根没打算直接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只要慈禧膝盖够软、底线够低,敢签不平等条约、敢出卖国家利益,这些洋人不但不会成为大患,反而能变成她的助力。
比如洋人直接组织了洋枪队,帮着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用先进武器收拾叛军;再比如他们把持了中国海关,赫德等人管理下的海关居然成了清廷最靠谱的财源,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稳稳入账,既够养八旗、绿营,还能支撑洋务运动办工厂、建海军,至少没像明末那样闹到财政彻底崩溃、寸步难行的地步。
慈禧还懂借洋人的势压内部,有人反对洋务,她就抬出“洋人要见怪”的由头压下去;地方督抚想不听招呼,她就暗示洋人可能“干预内政”,让各方都不敢造次。
总之,慈禧虽然遇上了所谓的“千年未遇之变局”,但这变局说到底是有利有弊,只要会利用、敢妥协,反而能变成支撑清廷苟延残喘的助力。
当然,也不能否认,慈禧作为一个长于深宫的女子,在政治上确实有两把刷子。辛酉政变时,她联合奕訢干净利落地收拾了顾命八大臣,刚掌权就稳住了局面;面对朝堂上的满汉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她始终一碗水端平,谁有用就用谁,谁冒头就压谁,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尤其是她那点儿不算强的道德感,恰恰是搞政治的“优势”,心够狠、脸皮够厚,该妥协时绝不硬刚,该出手时绝不手软,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里站稳脚跟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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