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京西宾馆里一位军代表压低声音：‘陈伯钧怎么不在名单里？照规定，他应该进中央委员会吧。’”对方只撂下一句：“名单下来了，就这样。”这一幕，让不少与会者满腹疑惑。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委员会中的军队成员通常依据“总部—大军区—军兵种三级”选配原则产生。到九大时，又加进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硬杠杠：总部、大军区、军兵种正职自动列入；副职与院校主官择优；专业突出者酌情补充。把这几条摆在案头，陈伯钧几乎条条都对得上：上将军衔，大军区级正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论资历、论职务、论贡献，怎么看也该排进那张表。可最后公示出来的名单里，既没他的委员席位，也找不到候补的位置。
疑点绕不开他的履历。1929年入伍，四方面军时期已升师级参谋长；1936年兼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120师和抗大分校辗转，解放战争打到东北，又办军政大学、管干部队。1955年授衔上将，那批人里他年纪不算大，却实战、教育两手硬。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时期，手里攥着教学大纲，从苏军教材到晋绥战例，几乎翻了个遍，同僚戏称“活字典”。
风向在1958年悄悄拐弯。院校系统掀起“反教条”浪潮，陈伯钧因为坚持按苏军条令讲授，被扣了“教条主义”帽子。会议室上，他拍着桌子说：“作战规律不分中外，教材可以删改，规律不能改头换面。”此话传出去，有人说他固执。虽然批判来得猛烈，他仍被留用，并于1962年升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表面看，这似乎说明组织并未否定他，可健康状况却在同一年亮起红灯——长期胃病拖成溃疡，还并发胆囊问题。
1964年那次大手术有多险？半月内三上手术台，腹腔缝线拆了又缝，医护人员回忆：“老院长麻药刚退就问课程计划。”可术后伤口久不愈合，他几次向总政请示“停职疗养”。批复下来是“脱产休养”，但职务仍保留。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名义院长，却无法主持日常。1965年第二次住院，身体再度恶化，医生干脆建议“离开岗位，否则危险”。
疾患之外，还有更大的外部冲击。1966年院内造反派抄起大字报，给陈伯钧扣了“管资产阶级军训路线”的帽子，批斗场上喊口号的人并不认识这位上将，只认得那身军装。陈伯钧被迫写检查，但他在笔记本里留了句独白：“枪林弹雨里没倒下，这回倒在自己的床头。”那年年底，他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避静，却还是被揪回北京批斗两次。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酝酿九大名单时，许多院校系统干部都在“靠边站”名单里排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备战疏散”，陈伯钧与董必武、李富春、张鼎丞等人一道迁至广东从化休养。文件明确写着“暂不安排工作”。身份模糊了：仍是上将，却无实际岗位；仍是院长，却无指挥权限。九大选举前，组织部门在人事考察表上对他作出“待定”批注，而中央委员候选名额有限，最终没再出现他的名字。
有人把此事归结为“政治冲击”，也有人强调“健康原因”。两方面的确交织：九大着眼“能出席、能发言、能工作”，而陈伯钧在从化仍靠药物维持，连长途列车都坐不得。试想，把一个刚做过三次腹腔手术的将军押到会场，一旦出现意外，责任谁扛？决策层索性把风险降至零——不列席、不担任、不参选。
外界传闻甚多，甚至出现“被打倒”的说法。事实上，他并未遭行政处理，军衔、待遇、警卫全部保留。1973年病情稍缓，军委办公会议研究院校调整，文件边栏写着“陈伯钧如康复，可酌情安排顾问”。遗憾的是，同年10月他又因肝胆并发症住院，半年后离世，年仅六十六岁。追悼会上，总参领导评价：“一生献身军教，少讲一句空话。”这句话，算对那年落选风波的最好注脚。
细细推敲，就能发现九大的名册并非单纯按条例划线。政治气候、身体状况、实际岗位缺一不可。有些看似“条条吻合”的人选，若任何一环出了毛病，立刻滑出名单。陈伯钧的经历提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结论：在非常年代，标准随风向挪动，制度遇到个例时常让位于眼前的“方便原则”。当年京西宾馆里那个小声提问的军代表，也许到散会时仍未得到正式解释，但答案其实早写进了那张纸外的注记：休养，未定职，暂缓进入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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