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会儿，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位连任了三届中央委员的“大人物”，忽然接到一纸通知：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就相当于现在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一夜之间被踢出了局。
按常理，这人怎么也得闹一闹，或者找找老关系诉诉苦吧？
但这人没有。
他平静得吓人，只是默默收拾了几件破衣服，买了一张回河北遵化的车票。
回到村里，他把行李往炕上一扔，拿起锄头就下地干活去了，仿佛这几十年的官场沉浮，不过是做了一场稍显漫长的梦。
这个人叫王国藩。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听都没听过这名，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可是全中国农民眼里的“顶流”。
咱们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49年。
那时候新中国刚把铺面支棱起来，看着挺热闹，其实家里穷得叮当响。
美国那个国务卿艾奇逊，当时就翘着二郎腿等着看笑话，说是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死穴，谁上来都得崩盘。
说白了，就是赌新中国会被饿死。
这话虽然难听，但当时的情况确实让人头大。
到了1952年，土改是搞完了，农民手里有了地。
可光有地不顶用啊，你得有牛、有犁、有种子吧？
那时候大部分农民家里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更别说买农具了。
一家一户单干，随便来场虫灾或者家里壮劳力生个病，刚分到的地就得卖了换药吃，搞不好又得变回长工。
就在这节骨眼上，河北遵化西铺村的王国藩坐不住了。
这一年秋天，西铺村穷得让人心慌。
全村多一半人都在饿肚子，那是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
王国藩是个1941年就入党的老党员，看着乡亲们守着土地还要饭，心里那个急啊。
当时上面号召搞互助合作，他一拍大腿：干！
只有抱团才能活命。
195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王国藩把大家召集起来了。
但这支队伍简直“寒酸”到了极点：一共23户人家，全是贫农。
把这23家的家底掏空了凑一块儿，你猜有啥？
230亩薄地，没有大车，没有犁，甚至连头完整的牲口都没有。
最离谱的是他们唯一的“重资产”——一头驴。
但这驴还不是囫囵个的，因为其中一户人家入社前欠了一屁股债，把驴的四分之一所有权抵押给别人了。
老百姓说话损，管这叫“三条驴腿”。
这就好比你要开一家物流公司，结果全公司的资产就只有一辆只有三个轱辘的破三轮，你说这生意怎么做？
这事儿一传出去，立马成了十里八乡的笑料。
那些富农和中农指着他们鼻子乐：“瞧这帮穷棒子，还要办社？
我看是蛤蟆想吃天鹅肉，早晚得穷散伙！”
“穷棒子社”这个外号，就这么叫开了。
那个年代，被人叫“穷棒子”比骂娘还难听，那是把人的尊严往泥地里踩。
如果是普通人，听着这些风凉话，再看看那头只有三条腿归自己的驴，估计早就散伙回家抱孩子去了。
但王国藩这人身上有股子犟劲，既然没钱买农具、没钱买种子，那就去大山里“抢”。
那个冬天，北方的山里冷得能冻掉下巴。
别的农民都在家里热炕头上“猫冬”，王国藩却带着这23户社员钻进了深山老林。
他们要干什么？
砍柴。
这不是为了自家烧火，是为了卖钱。
那是真玩命啊。
几十里的山路，全靠人背肩挑。
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手冻裂了就用布条缠上。
就这么像蚂蚁搬家一样，硬是从石头缝里抠出了钱。
那个冬天过完，他们竟然奇迹般地买回了一辆大车、几头牛、骡子，还有急需的种子和肥料。
等到第二年秋天，奇迹发生了。
“穷棒子社”的粮食亩产比那些单干户多了整整三倍。
当金灿灿的玉米堆满场院的时候，那些曾经嘲笑他们的人，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那头只有“三条驴腿”的驴，也终于赎回了另外一条腿，变成了一头完整的、属于集体的驴。
这事儿很快就惊动了中南海。
毛主席看到关于“穷棒子社”的报告时，高兴坏了。
这不就是他一直想找的榜样吗？
主席在编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时，亲自给王国藩的事迹写了一段按语。
主席是这么写的：“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这一句话，把王国藩送上了云端。
一夜之间，他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穷棒子头”，变成了全国农民的偶像。
1957年，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管他叫“建设共和国的功臣”。
后来的事儿顺理成章，王国藩仕途一路绿灯，连续当选了三届中央委员。
按理说，都当这么大官了，换个好点的房子、搞点特殊待遇，在当时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王国藩这人，简直“顽固”得可爱。
有关部门好几次想给他家盖新房，他全都给怼回去了。
他住的还是那几间土坯房，一下雨就漏水，还得拿盆接。
直到1995年，那房子实在破得没法住人了，家里人才勉强翻盖了一下，但屋里的家具摆设，硬是保留了当年的原样。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1966年，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西铺村视察。
为了接待总理，县里的工作人员想把午饭标准提一提，搞两个硬菜。
周总理知道后，特意嘱咐：“午饭标准一定要和当地群众一样。”
那天中午，总理就和王国藩，还有几个老农围坐在一起。
桌上摆的是啥？
那是真真的农家饭：咸菜、大葱、玉米面饼子。
总理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跟王国藩开玩笑。
这一幕，大概是王国藩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
不是因为他接待了多大的官，而是因为总理认可了他那种朴素的本色。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虽然当了中央委员，但骨子里还是那个带着大伙儿砍柴的“穷棒子”。
可是，历史的车轮转得太快了。
1978年，风向变了。
王国藩因为在特殊时期的某些牵连，被免职回乡。
从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一下子变回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种落差，换谁谁不崩？
但他表现得异常平静。
没有怨言，没有牢骚，仿佛只是出了一趟远门，现在终于回家了。
倒是地方上的反应显得有些微妙。
西铺村因为有了这尊“大神”回来，加上过去那些政治标签，一度成了很多人不敢触碰的禁区。
地方领导出于谨慎，没敢启用这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
这对王国藩来说，或许是他晚年最大的遗憾。
他不贪恋那个中央委员的头衔，但他遗憾自己明明还有把子力气，脑子里装着满肚子的种田经验，却没法再带着乡亲们大干一场了。
他就像一把锋利的老刀，被挂在了墙上，只能看着田野慢慢生锈。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它把你推上浪尖，也能瞬间把你拍在沙滩上，连个招呼都不打。
晚年的王国藩，每天就在村里遛弯，侍弄侍弄自家的小菜园。
偶尔有后生晚辈问起当年的事，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不愿多提。
但他那双眼睛，只要一看到庄稼地，还是会放出光来。
2005年10月2日，王国藩病逝，享年86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按照遗嘱，丧事一切从简，没有任何排场。
送葬那天，西铺村的老人们看着他的遗像，抹着眼泪感叹：“像王国藩那样的干部，以后怕是再也找不到了。”
这话听着心酸，却也透着老百姓心里那杆秤的精准。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国藩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他并不完美，也有局限性，但他身上那股子“不信邪”的劲头，是真真切切的。
在那个全世界都等着看中国笑话的年代，正是无数个像王国藩这样的“穷棒子”，咬着牙、勒着裤腰带，用最原始的工具，硬生生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扛进了工业化的门槛。
他这辈子，起于穷棒子，兴于穷棒子，最后又归于穷棒子。
他没给子孙留下什么金山银山，但他留下的那根只有“三条腿”的驴的故事，比什么金子都沉。
参考资料：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遵化市档案馆，《王国藩同志生平档案》，1952-1978年卷宗。
孟凡明，《“穷棒子”精神与中国农业合作化》，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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