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1年秋天，沈阳。
一间教室的窗户还没关严，冷风灌进来，吹得黑板上的粉笔灰四散。
冯庸站在讲台前，披着一件旧呢子大衣，嗓子有点哑。
他说：“咱东北人，要争这口气。
别让人说，咱只会打仗，不会读书。”
那时候，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日军的动向越来越频繁，沈阳城里流传着各种风声。
可冯庸大学还在照常上课。
学生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坐在破木椅上听课，不是因为课讲得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地方不一样。
冯庸大学是怎么来的？说起来也简单——他把家里的地卖了，把祖上的钱拿出来，在沈阳城北头买了一块地，开始盖房子，建教室，拉来一批老师，自己也上讲台讲课。
那会儿他才三十多岁，穿得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点日本腔的普通话。
这人年轻时留过学，思想很新。
可冯庸不是一般的“开明青年”，他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儿子。
他父亲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
他和张学良，从小在大帅府一块长大，冬天一起溜冰，夏天骑马打猎，两人同年生，同年去日本读书，关系好得跟亲兄弟一样。
可后来，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了东北军的统帅，打中原大战，搞“东北易帜”，风头一时无两。
冯庸呢？他不想打仗。
他说：“这个时代，靠枪解决不了问题。
咱得靠脑子。”
所以他转身去办教育。
他常说一句话：“救国先救学。”当时东北人对教育的重视远不如南方，冯庸一口气把冯庸大学的课程分成三类：工程、文学、军事。
他不是只教学生读书，他教学生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当时他搞了个制度，凡是家境贫寒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包吃包住。
听说有个来自吉林农村的孩子，没钱坐车来学校，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沈阳一身冻疮。
冯庸一见，二话不说安排他住宿，让他先暖和下再说。
他说：“咱们办的是东北人的大学，不是阔人的书院。”
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日军占了沈阳，冯庸大学也没能保住。
日军进城那天，冯庸还在上课。
消息传来，他沉默了很久，说了句：“得，咱这课，也讲到头了。”
他没走远，先去了北平，又转到关内，到处呼吁重建东北教育。
可那时候政局混乱，谁还顾得上这些事。
他办学的那点理想，被战火一点点吞掉。
后来他去了台湾，生活变得低调，不再多谈往事。
张学良那阵子，也已经被软禁多年。
有一次接受采访，说起东北的往事，记者问他：“您有没有什么遗憾？”
他没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冯庸要是来管东北，肯定比我强。”
这句话，说轻了像玩笑，说重了像忏悔。
其实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冯庸在台湾住得不远，可两人始终没再见上一面。
或许是彼此都知道，见面太难受，不如不见。
冯庸不是没枪没炮，他是不要那一套。
他要的是骨气，是文化，是东北人的精神底子。
他说，打仗要勇气，但办教育要命。
他资助的《东北文化月刊》曾刊登不少反日文章，文章写得犀利，但语气克制。
他不骂人，他讲事实。
他说：“咱们要让人知道，东北不是没人懂事。”
后来，冯庸的那些学生，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在抗战中牺牲了。
他们中很多人，没留下名字，但在档案里还能找到他们当年的学号、考勤记录。
他们确实来过。
他们确实听过冯庸讲的那些课。
冯庸大学的老校址，现在已经没了。
当年那栋主楼，是一幢三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前面有棵大白杨，讲台上有盏老式油灯。
灯下，冯庸经常一边喝茶一边备课，门口贴着一张纸条：今日课程《工程制图实践》。
参考资料：
陆键东，《张学良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孙德明主编，《东北教育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李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文化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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