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其实只有两种:有门槛的和没门槛的。
有门槛的对专业要求比较高,比如医疗、科技和金融,10个里有8个能赚;没门槛的对体力要求比较高,比如做餐饮和开实体店,10个里有8个半要亏。
尤其是做餐饮,我在坡县的这几年,看着一波又一波新移民跑来开店:钱赔了,店没了,心态也崩了。
但有一个生意是例外:卖盒饭,没错就是写字楼牛马续命的盒饭。更狠的是,如果你把旁边卖水的档口也盘下来,能发到你怀疑人生。
以前我写过:。
小贩中心的盒饭叫菜饭,我第一次听到这名时,脑海中的反应是这样的:
#咸肉菜饭#
后来又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年糕青菜饭#
再不济也应该是这样的:
#菜泡饭#
结果兴致勃勃地跟同事跑去吃,发现现实是这样的:
#油纸包杂菜饭#
我很不李姐,就问本地朋友,它为什么叫“菜饭”,对方一脸理所当然:“因为有菜,又有饭。”好吧,打扰了。
那个菜饭我至今都没吃习惯,味道吧说不上好。
菜没有灵魂,饭也没香气,但便宜、量大、管饱,打工人的“工业饲料”没跑了。
在香港,它被叫作“两餸饭”——两菜一饭,传说中的“穷人恩物”和“粮尾救星”(粮尾就是发工资青黄不接时)。
谁吃呢?学生、白领和地盘工人,学生还有住家饭,白领周末也能打牙祭,最依赖它的还是建筑工人,香港叫地盘工。
因为工地一般都很偏,外卖难送,时间紧迫,而就是这不起眼的盒饭生意,也早被黑涩会垄断了。
为什么黑帮要卖盒饭?很简单,因为暴利。一盒饭卖50港币,成本10几块钱。
工地偏远,只有一家卖,打工人躲不开,也走不掉。香港基建巅峰期,光九龙和新界的盒饭供应一天就上万盒——利润大得不敢细算。
而这还不是最赚钱的部分,黑帮的真正利润在卖走私的烟酒、收保护费和抽成。
吃饭来罐啤酒,饭后再来包烟,大几十块没了,工人忙的时候一天抽几包。
周围没有竞争对手,对方只能认命,据说好的时候,一个工地附近卖烟酒和卖饭,一个月能赚大几十到上百万。
再算保护费和抽成,和商场一样,你想在他们的地盘上卖是要给场地费的,通常是1万到5万不等,再每月收5000块的保护费。
黑帮卖盒饭,你也可以在一旁卖,条件是你卖一盒他抽走5块,靠这个他们每个月又能多赚50万,特别是大埔,堪称盒饭黑帮的“黄金地段”。
黑帮卖盒饭,最大的风险是被别的帮派抢地盘,如果遇到纠纷,他们就会用“晒马”的方式来谈判,什么叫晒马?就是晒一下马仔有多少,秀肌肉给对方看。
但晒归晒,大家都不带武器,光摆造型不动手,因为马仔里有不少是劳工市场请来的临时演员,不打还能装一装,真打起来了可就就穿帮了。
如果小弟晒马也解决不了,那就只能请大哥出马去夜总会谈判了,通常场面会闹得很大,拍桌子砸杯子的。
其实都是事先都沟通好了的,各自出多少钱,砸烂几个杯,再请几个小姐在旁尖叫作惊恐状,最终大家将和,高唱“友谊万岁”。
说白了,就是演戏给小弟们看。因为大家心里清楚:卖盒饭而已,你就是把人打成豆腐花,还是卖盒饭。
好好的黑帮为什么沦落到卖盒饭了?因为“时代变了”。
上世纪70年代,他们能干的事挺多的,开赌场、卖白粉和收保护费,但廉政公署成立后,政府铁拳打黑。
尤其是回归之后,大哥们要么被“退休”,要么转型自谋生路,有人去拍电影,有人去开饭店,还有的倒腾盒饭。
卖盒饭也有红利期的,上世纪90年代香港基建爆发,工地盒饭的需求量也暴增,黑帮三大派系因此打得头破血流,据说香港迪士尼建设时,他们都派人抢着卖流动盒饭。
迪士尼对供应商要求高,他们就伪造车牌,赶走正规盒饭商,被保安抓到就亮身份恐吓。靠这套手段,6年时间里每年的营业额有700多万,累计赚了0.4个小目标。
后来修新界铁路、珠港澳大桥和人工岛,人家不光垄断了盒饭生意,还从源头搞生产和配送,力争赚尽每一个铜板。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为啥他们就非得在工地上卖,咋不去中环卖?原因很简单:建筑工地一直以来都是黑帮的地盘,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纽约的建筑,是黑手党的地盘。上世纪80年代,每浇筑一方混凝土,都要给黑手党交钱。
除此之外,开发商们还要给纽约混凝土俱乐部、长岛垃圾运输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等腐败工会们至少25%的利润做打点。
年轻时的川J国能做大,就是因为在自家楼盘的工地会“整活儿”。
后来他从政,把黑帮那一套耍流氓手段学得个八九不离十,还跟政客对手讲:“你们这群人,跟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些人比起来,简直跟婴儿一样弱不禁风。”
美国是黑手党的领地,日本则是山口组的hometown。
二战后日本重建,山口组可是给建筑商们帮了大忙,帮提供廉价劳动力,还帮镇压工人,同时由自己的帮会出面,组织所谓的新“工会”,如果是拆迁拆不动,他们还会充当“强拆强卖”的角色。
后来他们觉得光干拆迁跟码头扛大包没啥区别,索性开起了建筑承包公司、建材企业等等。别人拿到地皮了对吧?那地皮上的旧房子他们来拆,拆完了盖新楼也他们来。
不同意是吧?没问题,第二天开始,工地上就会住进一帮乞丐非乞丐、盲流非盲流的“流氓”,躺在推土机旁边睡觉、坐在空地煮饭打牌煮饭。
你有本事你继续盖啊?好了,等你跪地求饶了,你的建筑材料他们供,工人的午餐饭盒甚至制服手套,都得他们来。
咱也不知道这一套有没有被香港人学到,咱只知道19世纪90年代,大量的广东人到香港做码头工人、工地苦力、商船水手等底层壮劳力。
为了守住糊口的机会,一般自称或登记注册为“工人自助帮会”、“同乡会”、“同业会”等等。
这些都属于帮派的低年级版,底层逻辑惊人的一致:外人再能干,只要没拜过我的山头、没入我的会,就别想动我的蛋糕。
像这次香港大火,你说为啥工地上好好的钢铁脚手架不用,非要用竹子的?因为采购竹子是便宜,但搭棚师傅的人工贵,贵三倍。
竹子是一次性的,但行业是师徒制的,是有派系的,外人根本进不来。再看看那些工会得名字:“港九搭棚同敬工会”……江湖味扑面而来。
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传承”和“拜师”。通过排他性标准将自己的领地团团围住,形成一个个闭环。你干不干得了活,不是看技术,是看你拜过谁。
既然这么离谱,为啥政府不管管呢?借用电影《黑社会》里的台词:人家选坐馆老大比你选特首还早一百年。——怎么管?管不动啊。
这次大埔宏福苑的火光就像个照妖镜,照出了香港的裂缝,人们这才发现它既富又穷,既规则严密又灰色遍地,既现代又传统还特么畸形。
摩天大楼的下面,是黑帮在卖盒饭;竹棚大火的上面,是工会的江湖规则。
原来这个号称是“自由港”的大都市,不管外表有多摩登华丽,底层依然是无数大小行会拼接的丐帮逻辑,表面是自由市场,骨子里却是山头林立。
英殖时代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江湖、势力和帮会一点点填满,在远方的权威到来之前,身边的小团体才是生存的保障。
与其坐等官差,不如抱团取暖。所以香港有活力也有毒瘤,只是这一次滔天的火光,把以前的隐患又照亮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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