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棵银杏树现在还在，枝叶繁茂，就长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西南角。
有人说，它是那天爆炸后，第一棵重新发芽的树。
说来有点难以置信——原子弹爆炸中心不到300米的地方，居然还能活下来？
可它真的活了。
那年秋天，人们第一次在焦黑的土地上看到一点点绿色。
不是谁种的，也没谁照料，它自己冒出来的。
那会儿，广岛市还像个巨大伤口，满地灰烬、断壁残垣、空气里全是焦味。
可就在这样的地方，这棵银杏悄悄地长出了新芽。
有人蹲下来摸了一下，手指碰到树皮那一刻，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时候，谁都以为这地方完了。
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5分，“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
炸点离地面大约600米。
不到一秒钟，整座城市就被吞没在火光和冲击波里。
两公里内的建筑几乎全毁，市中心温度飙升到3000摄氏度。
有些人当场蒸发，连影子都被刻进了墙上。
紧接着是“黑雨”。
那不是普通的雨，是混着放射性尘埃的雨水，像墨汁一样从天上泼下来。
下完之后，地面上全是黑泥，河流变得发臭，空气里带着金属味。
谁要是淋到了，很快就会出现脱发、呕吐、全身出血这些症状。
那几天里，广岛成了真正的“死城”。
可奇怪的是，短短几周之后，科学家开始在某些区域测量辐射，结果让人意外。
地表的放射性强度下降得比预期快得多。
尤其是碘-131这种核素，半衰期只有8天。
换句话说，只要清理得当，污染可以很快减轻。
不过，那时候的普通人哪懂这些？
一个叫中川的幸存者后来回忆说：“我不敢回家。
我怕水、怕土、怕风，甚至怕自己的影子。”他那时候住在爆炸中心两公里外，房子被冲击波震塌了，他躲过了第一波火焰，却躲不过心里的恐惧。
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
他们白天在废墟中找亲人，晚上挤在临时搭的棚子里，靠美国人发的罐头和日本政府送的干粮过活。
水是挑来的，野菜不敢吃，连树皮都有人拿来煮汤。
那几年，广岛根本不像个城市，更像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医院和难民营。
可就在1950年左右，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一批专家被派到广岛成立“爆心废墟清理委员会”。
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爆炸中心附近打孔采样、测量辐射浓度。
有一回，有人测到某块地表的α粒子浓度高出标准线三倍，当场就决定：剥离表层土壤，换新土。
清理完之后，撒石灰、种草、种树。
第一批种下的，是银杏、橡树和松树。
不是为了美化环境，而是因为这些树生命力强，根扎得深，不怕旱，也能吸附尘埃。
当年的资料里，有一份记录特别详细：1954年，和平纪念公园开始动工。
中心是一座火焰雕像，周围是用来纪念死者的石碑、钟楼，还有绿化带。
那个绿化带，就是后来那棵银杏树所在的位置。
说起来，那年夏天，广岛的孩子们第一次在公园里放风筝。
但这事儿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
有人觉得太快了。
说：“地还没干净，怎么敢住人？”也有人说：“这么快就把废墟清了，是不是想让人忘了这事？”
可政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广岛打造成“和平象征城市”，让它重新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一部分。
中央财政拨款，美军协助测量，广岛大学、京都大学的教授们天天带学生下地采样，连空气都每周取样一次。
到1960年代，广岛三环以内，地表辐射水平几乎都已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
河水经过多年沉积过滤，也能重新饮用。1970年代，广岛市全面启动绿化，街道两旁种满银杏、梧桐和樱花。
那会儿，还有个细节：广岛市政府每年会给幸存者发“健康观察卡”，上面记录着他们的身体数据。
每次检查完，医生会认真地写上：“目前无异常”，然后加盖红章。
而在切尔诺贝利，1986年之后，那些卡片再也没有发出去。
这两件事经常被拿来比较。
一个是战争，一瞬间摧毁一座城市；一个是事故，持续释放毒素数十年。
广岛的爆炸发生在空中，放射性尘埃被高空风带走，污染可控；切尔诺贝利是地面反应堆爆炸，污染沉积在土壤、水体、植物、动物身上，根本无法清除。
广岛是主动清理、重建；切尔诺贝利是封锁、撤离。
1980年代，广岛已经彻底改头换面。
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电车重新运行，学校招生恢复，医院扩建，市场热闹，旅游业也渐渐起来了。
那棵银杏树下，每年8月6日会有人献花、默哀、写信挂在树枝上。
有一年，有个男孩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谢谢你还活着。”
参考资料：
长崎原爆资料馆 编，《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集》，岩波书店，1995年
日本放射线影响研究所（RERF）年报，《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s》，1950–1990
中川芳郎，《广岛：我在废墟中活着》，讲谈社，1978年
広岛原爆被爆者协会，《被爆者健康管理手册发展史》，广岛市卫生局出版，1985年
NHK特别纪录片《被爆地的重生》，NHK出版，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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