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夫妇收养了4岁的日本弃婴，顶着辱骂，将其抚养长大，40年后弃婴回到日本，没想到他从此杳无音讯，然而当中国养母脑出血瘫痪时，不停地惦念日本儿子，可日本儿子却依旧拒绝探望。
赵凤祥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是在1945年11月的哈尔滨街头，刚下过雪，地上混着泥和冰渣，他蹲下来时，冻得手指都发麻。
孩子躺在墙角，眼睛睁着，脸上全是结痂，嘴唇开裂，肚子胀得像个皮球，身上还有冻伤的水泡，他身边什么也没有，连一双完整的鞋都没有。
赵凤祥把孩子抱回家的时候，李秀荣愣住了，“这是…日本孩子？”她的声音低下来了，眼神有些躲闪，一边搓着手一边说：“是呀，可能活不过今晚了。”
李秀荣沉默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叔叔是怎么死的——1938年，被日本兵绑在树上剁掉手脚，开膛破肚，她父亲也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还乡团”钉死在墙上，可她终究还是把家里唯一一件狗皮袄拿出来，给孩子裹上。
“先救人吧。”她说，“死在我手里，我也一辈子睡不安稳。”他们给孩子起名赵连栋，赵家的赵，连栋的栋，是希望他能站起来，像中国人一样过活。
但这个决定，代价太大了，邻里开始议论，说他们“脑袋被冻坏了”，还有人指着门骂：“你们是给日本人守灵的汉奸。”
王家一个老邻居，家里三口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听说他们养了个日本娃，气得当街拿扫帚打李秀荣。
1955年冬天，李秀荣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在街口跟人起了争执，被推倒在地，当场流产，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没哭，只是回家后，坐在厨房的炕上，望着锅台发了一夜呆，
“要不…把孩子送走吧。”赵凤祥那天晚上低声说。
李秀荣没答话，第二天一早，她就把赵连栋抱到怀里：“你是我儿子，谁也别想赶走你。”
1958年，他们决定离开哈尔滨，那天是半夜11点，一家人偷偷从三棵树火车站坐上了开往河北的火车，家里六间房的大院子没卖，钥匙挂在门上，他们不想回头，也不敢回头。
在河北，生活依然不易，赵连栋语言不通，在学校被嘲笑“不是中国人”，读了四年半就辍学了，但他脑子灵，干活快，后来进了天津动力机械厂。
赵凤祥临终前，唯一的要求是：“把那孩子叫回来，我想再叫一声‘儿子’。”
赵连栋从天津回来，为赵凤祥披麻戴孝，跪了整整一夜，李秀荣坐在灵前，看着他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他像个中国儿子。”
那一年，他三十多岁，娶妻生子，在天津过得算不上富裕，但日子是稳的。
直到1992年，李秀荣主动提出：“你去找你日本的亲人吧，也算我完成一桩心愿。”那时她已经年过七旬，牙掉得差不多了，走路也得拄拐。
那年冬天，他去了日本，他回来时，穿得整整齐齐，带了很多东西，新的衣服、包、零食，还有一些没人看得懂的小册子，他开始变了，话少了，笑也有点敷衍。
没过两年，他带着一家14口人，移居横滨，临走前，他对妹妹赵连芹说：“我肯定忘不了你们。”
可他真的忘了，或者说，他选择了忘，1994年后，赵连栋彻底与中国这边断了联系，电话、信件、照片，全无，李秀荣每年过年都让人写封信寄过去，但没有一封回信。
2001年，李秀荣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她嘴歪了，说话不清楚，但只要一有人进屋，她就用眼神看着人，缓慢地吐出几个字：“连…栋…来…没？”
来的人都摇头，她就低下头，不说话了，有一次赵连芹实在忍不住，托人给赵连栋打了个越洋电话，电话那头是他女儿接的，回答很冷静：“我父亲很忙，暂时不考虑回去。”
“你奶奶病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赵连芹努力压着情绪，女孩沉默了一下，说：“我们是日本人，不太方便回中国。”
那天晚上，赵连芹在母亲耳边轻声说：“他太忙，暂时来不了。”李秀荣眼角流了泪，也没说什么。
“她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2012年，李秀荣去世，赵家人没能联系上赵连栋，葬礼上，赵连芹拿着一张老照片，是1960年全家在天津的合影，照片上，赵连栋穿着旧棉袄，笑得一脸憨气。
“他小时候多乖啊。”赵连芹说，“要不是我们家，他早冻死在哈尔滨街头了。”
她说这话时，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种疲惫，有些债，不是血缘能还的。
这不是个例，二战后，中国收养了4000多个日本孤儿，很多人最终回到日本，却再也没回头看一眼。
而当年那些养父母，不是英雄，不是烈士，只是普通人，他们曾咬着牙，冒着白眼，把一个敌人的孩子活活养成了人。
可他们晚年等来的，不是感激，而是一句“我们是日本人”，人心可以很宽，也可以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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