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日凌晨四点，你们真打算一直死守？”地堡门口，一名随从压低声音向孙殿英发问。回荡在潮湿甬道里的，只剩孙殿英沉重的呼吸声。
汤阴城鏖战已近一个月。刘邓大军自4月初合围，外圈火力封锁，内圈日夜喊话，弹雨与扩音器轮番压迫守军心理。孙殿英把这座县城修成钢铁刺猬：护城河拓深，壕堑呈折线，碉堡、暗堡、蛇形交通壕一应俱全，甚至在城墙底部加开了射孔，形成上下交错火网。缺少重炮、飞机的解放军，要想硬啃并不轻松。
然而“铜墙铁壁”要靠源源不断的补给支撑。蒋介石承诺的援军在汝河南岸被全歼，一架运-8抛下的手榴弹箱竟然落地即爆，吓得守军再也不敢伸手接空投。四月底，城内弹药只剩两天存量，马匹宰掉充饥，士兵每日配给一碗稀粥。孙殿英气急败坏：“他老蒋真把咱们当弃子！”
孙殿英并非等闲之辈。中原大战后，他投张学良而获一隅之地；热河沦陷时，他在宣侠父劝说下举旗抗日，收编义勇军，对日鏖战两月有余。1935年冬，他从青海撤退途中馈赠陕北红军枪支、机枪、子弹，数量虽不算庞大，却在当年物资奇缺的陕北堪称济困。刘伯承当时担任红军军团参谋长，对此记得清清楚楚。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殿英再起炉灶，挂名第二战区游击纵队。与八路在冀晋豫交界既有摩擦，也有默契：大兵团行动时互相避让，小规模遭遇即刻鸣枪示警，各退一步。1942年秋，孙部为一二九师让路，不仅未断补给，还暗中送来两车小口径弹药。
但这种若即若离终被利益拉扯。1945年日本投降，他接受国民政府整编，第十八军暂编第一师番号，企图以固守汤阴换取蒋介石赏识。此刻，优柔寡断成为致命弱点：既想保人脉，也怕担“通共”之名，结果把自己绑在快沉的船上。
刘邓围城初期曾三次派人劝降。孙殿英犹疑再三，终未松口。直到5月1日凌晨，城东北角失守，外线迫击炮直接压到内街，他才扔帽咆哮：“蒋光头不仁，俺也不义！”一声令下，守城枪声戛然而止，白旗挂上箭楼。
谈判安排在地堡。孙殿英满脸汗水，强作镇定：“兄弟们别开枪，咱们都是中国人。”解放军代表只回一句：“优待俘虏，放下武器。”五小时后，全师八千余人出城列队，步枪枪机卸下装箱，孙殿英交出手枪，被送往前指。半途中，他反复嘀咕“怕是活不了”，夜里甚至请求押送连长打麻醉针“免受折磨”，可见心理防线已崩。
5月3日，前指驻扎滑县城南高庄。刘伯承命简单会客。帐篷里，老总笑着起身：“孙司令，抗日那会儿给陕北让过路，也送过枪，这份情不能忘。现在国共内战归内战，旧账另算。不可杀。”一句“不不可杀”，不仅是对个人昔日交情的肯定，更是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鲜明示范。
军法处随后出具审查结论：孙殿英战犯身份成立，因无重大反共血债，且有抗日及援助之功，可暂缓起诉，交华北局监管。消息传到部队，许多战士先是惊讶，旋即释然：“咱们讲政策，不讲私怨。”这种处理方式，有力削弱了国民党残部的抵抗意志。一周后，相邻的浚县守军提出“参照孙案”，打开东门退出战斗。
不得不说，刘伯承用人、处人一向兼顾情理与时势。若简单处决孙殿英，既堵死了其旧部归顺通道，也破坏了人民军队一贯主张的“区别对待”原则。事实上，从1946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对俘虏军官实施政治感化与生活优待，最终改编、整训十几万旧军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技术骨干。孙案只是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
然而人性难测。脱离前线后，孙殿英依旧闷闷不乐，担忧晚景凄凉。1947年秋，他被安置在河北正定学习班，日常起居有人照料，但他终日自责“误交蒋贼”，加之疟疾复发，心灰意冷，于1947年12月病逝，年仅五十九岁。没有审判，也没有人上门秋后算账，生命却自行画上句号。
有人评价，孙殿英半生功过参半：掘清东陵、投敌失节都属污点；抗日出力、解放前助红军亦是事实。正因如此，刘伯承那句“不忘旧情”，既出于感激，也提供了处理复杂敌对人物的典型样本——立场可以对立，恩义仍须尊重，政策必须服从战略。对1947年的人民军队而言，这比一场胜仗更具长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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