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的济南西郊，罗政委，你真打算把辞职报告发出去？”警卫员小声问。罗荣桓抬头，眼里满是血丝：“事到如今，总得有人为山东这一团乱麻负责。”短短一句对答，把115师在华北与山东连续多年的波折推到台前。
1937年秋，八路军三个师刚组建，115师与生俱来的“红一、红三、红十五”底子让友邻部队羡慕不已。人多、枪好、老兵多，标准的强势开局。然而好牌并非一定打得漂亮。平型关一战声名鹊起，林彪也因此深刻体会到正面硬拼的代价——六百余名老兵倒在山坳里。此后，115师骤然收敛锋芒，小规模袭击取而代之。战法的急转弯，使这支习惯大兵团冲锋的队伍显得有些别扭，战绩不再耀眼。
转折点出现在1938年初。林彪负伤赴苏，聂荣臻远在晋察冀，徐海东旅又被总部直管，115师瞬间群龙无首。临时“补位”是摆在台面上的第一件事。朱德、彭德怀看重陈光的悍勇，延安却倾向罗荣桓的稳健，缘由在于对抗战大局的不同理解：前者盼着痛打日军主力，后者惦记着持久战与根据地。两个电报同日飞往第二战区，时间差仅数小时，结果陈光胜出，也为后来的一连串震荡埋下种子。
陈光像锋利的长矛，破阵快，但回身慢。1939年陆房突围，他死命顶住，击毙伤敌上千，却赔进去300余精锐，还差点把师部和686团搭上。山东纵队一看这打法直摇头，黎玉嘴上不留情：“硬拼主义！”内部议论更刺耳：115师打的是个人英雄仗，不顾整体。罗荣桓赶回现场，先镇压情绪，再给陈光撑台面，弄了个祝捷大会转移火力，外头才没继续发酵。
此时的山东形势复杂。地方武装杂、党政军口子多，加之日伪层层“蚕食”，统一指挥迫在眉睫。中央调来徐向前筹办第一纵队，大家都觉得“大师兄”来了能压住场面。谁料徐司令审时度势，只给山东纵队下作战任务，对115师却保持距离。后来他在回忆里一句轻描淡写：“地域分散，联络困难。”熟悉内情的人都清楚，更多考虑是两套班子互不买账，硬插手反而惹火烧身。
1940年春夏，矛盾进一步激化。朱瑞主持山东军政，他性子直，提出大干快上，要115师配合破击铁路。陈光评估火力对比，连夜回电三个字：时机欠佳。紧跟着群众大会没派代表，朱瑞脸色挂不住，当众放话：“如此懈怠，怎配精锐称号？”陈光脾气上来拍桌子就顶，会议不欢而散。罗荣桓左右调停，发现根子在于各有各的指挥系统，谁也不肯放权。“再拖下去，士气先散。”他起草辞职电报，请求把自己调离山东，“或另择安置，以免耽误战事”。
朱瑞也没闲着，几乎同日将报告送到延安，列出115师三条“缺点”：指挥分散、建设迟滞、配合不力，并建议让陈光、罗荣桓一并“休整”。两份电报摆到毛泽东案头，火药味扑面而来。大规模换将易动摇军心，主席给出的折中方案是：暂缓人事调整，罗荣桓继续留任；同时要求115师主动支援山东纵队，加强混编与干部交流。
然而天不遂人愿。年底，徐向前在延安被马踢伤卧床，朱瑞在一次排雷中殉职，山东战场顿时失去两张镇场王牌。眼看驻防线被日军扫荡撕开缺口，中央不得不重新洗牌，决定撤销115师与原山东番号，成立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一肩挑——罗荣桓。陈光被调回延安疗养，“硬拼”标签也随之暂时合上封条。
罗荣桓接手后的第一步，不是打大仗，而是理顺人心。他把主力团外撤，沿根据地“边沿”摆成弧形，遇敌合围，就迅速穿空隙跳到敌后“翻边”。日军原本想着瓮中捉鳖，结果后背老挨冷刀，被逼到手忙脚乱。翻边战法成本低、收益大，完全符合持久战精髓。山东起死回生，部队从十万激增到抗战胜利时的二十七万，成为全国最大根据地之一。
事后不少人议论，如果当年师长人选落在罗荣桓身上，115师或许不会如此折腾，歼敌数字未必被129师按在身后。历史无法假设，却能留给后人反思：资源、勇猛固然重要，但在拉锯持久的抗战格局里，稳健的组织力与清醒的战略眼光同样不可或缺。
山东局面稳定后，115师番号虽已撤销，老部队却以新的团旅序列继续战斗，直到解放战争再度立下赫赫功勋。再看那份未寄出的辞职电报，纸已泛黄，字迹犹新——它提醒人们，烽火年代，哪怕是一介政委，也可能在权衡冲突、捩转危局的瞬间决定一省抗战的走向。
至于陈光，此后在华东、在大别山仍然屡建奇功，徐向前养好伤后领兵中原也一骑绝尘。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场景，有时是矛盾，有时恰恰互补。115师的风波，表面看是几位将领的个人摩擦，深入看则是中共中央在持久战框架里不断磨合“集中与分散”“攻坚与游击”的必然阵痛。正因为有这段曲折，八路军后期的组织与指挥才更加成熟，为最终胜利凝聚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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