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樱儿，我真的只想同你说一句话。”病房里，梁宗岱抬手却抓不到空气，指尖颤抖。护工偷偷摇头——老太太已经回台湾多年，连电报都拒收，这句哀求终究传不到她耳边。
故事要倒回半个世纪。上世纪二十年代，男才女貌的说法在梁宗岱和沉樱身上原本成立，只是他们各自背着一桩让人头疼的包办或闪婚。梁宗岱的“裸身拒洞房”在北平茶楼里成了段子；沉樱一手抱着才满月的女儿，另一手递出离婚协议，让同学们惊掉了下巴。两人都把第一段婚姻当作束缚，也因此对“自由”二字异常敏感。
1931年秋，杭州一场讲座改变了轨迹。梁宗岱口若悬河，谈蒲宁也谈夏尔，多数听众只觉得风趣，台下的沉樱却捕捉到他翻译里隐藏的节制与锋芒。讲座结束，她递上自己翻译的几页拉丁诗，“如果有不妥，请赐批注。”那晚，两个人在西子湖畔边走边谈，从诗歌谈到晚餐的桂花藕，最后连台阶上的落叶都成了意象。情愫就这样悄悄点燃。
短暂的热烈之后，他们选择去日本静修一年。白天逛书肆、晚上对照辞典啃原典；稿费紧巴，他们照样笑得开心。巴金后来回忆：“那对夫妻似乎天生就该坐在一起翻书。”不过，日子再美好也挡不住性格摩擦。梁宗岱好酒，酒后夸夸其谈；沉樱严谨，受不了一句空话。好友提醒：“梁教授，别让酒杯里漂进沙子。”他哈哈大笑，并没放在心上。
1936年，婚礼在天津低调举行。沉樱辞职相夫，又生下第二个女儿。外人眼里，这家人诗书满屋，其实暗流已现。梁宗岱回故里料理父丧，偶遇越剧名伶甘少苏。台上水袖轻甩，台下书生已心动。为了“赎身”，他筹了三万，甚至登报宣布婚讯，自觉才子佳人本就该如此。那一年，沉樱挺着七个月的孕肚，看见报纸标题，放下剪报就收拾行李：“上海不留我，我留上海做什么？”
母子三人挤进台湾租屋，生活紧张得像绷紧的弦。教书、改卷、深夜对着油灯翻译，稿纸上墨迹斑驳，她却从不抱怨。朋友劝她复婚以减轻压力，她只回一句：“我怕麻烦，不怕穷。”不得不说，这股倔劲救了她——几年后，《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的中译本相继出版，版税足够让三个孩子读完大学。
梁宗岱这边，风光没维持多久。抗战全面爆发，南北漂泊、职位不稳，甘少苏因病淡出舞台，才子佳人的剧本迅速翻篇。进入晚年，他最常提的是“家”，可在子女那里，他没有多少话语权。大女儿思薇探病时听见父亲叹气：“你弟弟怎么还是不肯见我？”她沉默片刻，轻声答：“他记得母亲搬家的那个夜晚。”
1982年春，沉樱终于决定回大陆处理出版事务。飞机降落广州，文化局有人建议她顺路探望梁宗岱。她淡淡一句：“行程已满，不必安排。”消息传到北京，梁宗岱卧床整理句子，想写一封道歉信，写到“悔”字却停笔，手指僵在纸上。医生摇头：脉象虚弱，恐怕撑不过年关。
人们难免唏嘘：当年的“天作之合”为何走到绝路？缘由并不玄妙——自由与责任原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只盯着自己的欲望，那面刻着责任的图案迟早模糊。试想一下，一个连续背弃婚誓的人，要怎样让对方相信“最后一面”不是新的自我感动？
1983年初，沉樱在台北整理译稿，接到北大出版社的邀请，希望她为《梁宗岱译诗集》作序。她翻开样书，眉头轻蹙，最终写下八个字：“斯人已矣，与我无关”。序文空缺，出版社只好作罢。几个月后，梁宗岱病逝，讣告寄往台湾，沉樱未回信。这也是她给自己、给孩子留的最后一道防线。
有人说，梁宗岱毕竟是学界奇才，不应用私德全盘否定。话没错，可感情从来不是论文，不能靠参考文献弥补缺页。沉樱选择“永生不再相见”，在外人看来冷酷，在她却是必要的自救。她明白，原谅容易，忘记很难；与其在病房匆匆握手，不如保持那份决绝，让往事永远停在记忆的门外。
这段婚姻留下的教训并不复杂：天赋、才华、浪漫都抵不过人品的坍塌。一句轻率的诺言，也许要用一辈子的沉默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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