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的下午，记者张宁递过话筒：“老蒯，三次中风怎么就没把你撂倒？”】老人笑了笑，指着床头那一排空药罐：“一百八十副汤药，命硬。”屋里熏着微苦的药味，外面的深圳依旧闷热，谁都想不到，这个头发半白的病人曾在四十年前搅动过全国风云。
蒯大富1945年9月出生于南京，祖父新四军、父母中共党员，街坊早就把他当“老蒯家的红孩子”。家学渊源让他少年气盛，考进清华又添了几分傲气。清华园里人才如云，他偏爱站到人群最前面，话不多却嗓门大，组织游行、编墙报，样样抢眼。
1966年盛夏，形势骤变。学校里到处贴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蒯大富在操场上抡起红袖章，被推举为“井冈山兵团”头面人物。彼时的北京高校，红卫兵内部山头林立，各领风骚。他敢打敢冲，呼口号时嗓子沙到嘶哑，但“斗私批修”四个字喊得最响。
同年12月5日，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与部分学生见面，据多名与会者回忆，张只说了一句“对着最大的走就是了”。会后，蒯大富迅速明白了暗示，当晚拟就《一二·二五大行动》方案。十天后，几千名学生举起“打倒刘少奇”的黑底白字旗，从清华一路推到天安门，喇叭声响彻长安街。
游行很快演变为揪斗。北京西城一处临时会场内，刘少奇被反复推搡、唾骂。蒯大富站在人堆里，挥舞着传单高喊“揪出叛徒刘少奇”。井冈山兵团和对立派别后来陷入武斗，仅在清华校园就造成近两千人受伤，三十余人残疾，二十余人不幸死亡。多年后校史资料静静躺在档案柜，冰冷数字再也不能复原当时的血与哭喊。
1968年7月，中央发出“停止武斗”的命令，蒯大富被强制退出清华，转送宁夏铝厂“坯料工段”学习劳动。两年后又迁往北京重型机械厂，身份从“红卫兵领袖”变成“专管对象”。1978年文革余波未平，他被正式逮捕；1983年5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法定严重罪行”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1987年10月，减刑后提前出狱。
重获自由，他回到宁夏铝厂领了一张旧工牌。此时厂里亏损，堆满卖不出去的铝锭。蒯大富自荐外跑，说干就干，揣着三百块路费走南闯北。当年冬天，他签下六百零五吨订单，为厂里挣得六百零五万元——那可是老国企多年未见的大业绩。
1989年，他与北大毕业、在厂里搞技术的罗晓波登记结婚。罗晓波称他“大富哥”，朋友们却暗暗担心：一个坐过牢的造反派，能给姑娘什么？1994年，蒯大富携妻女南下深圳，拉上几名清华老同学成立音响设备公司。赶上房地产与电子消费品双腾飞，公司四年半做出九千万元销售额，他分得首套商品房和二十二万元分红，那年他刚满四十九岁。
1999年，蒯大富单飞创业。深圳电子城里，他穿着旧西装、手拎皮包，能连着喝三杯速溶咖啡与客户侃一上午。2003年，公司销售额破亿元，他在福田、罗湖各买下一套房，又购入南山半山花园别墅，身价过亿的消息在校友圈里传得沸沸扬扬。
2005年，六十岁生日，蒯大富在香格里拉酒店办了十桌寿宴。昔日同学、商界伙伴、宁夏老工友悉数到场。席间有人打趣：“老蒯，你这辈子跌宕得像股票K线。”他哈哈大笑，却不肯多谈往事。同席的罗晓波悄声提醒：“少喝，血压高。”
尽管财富迅速累积，他在深圳市公安局户籍窗口前仍要排长队。原因很简单——他的个人历史“特殊”。1991年女儿入学时，校方多次调档，罗晓波只得与其协议离婚，单独为孩子办理迁户。事毕二人继续共同生活，却再未复婚。多年后他解释原因：“别折腾她了，我那点历史，不给家里添堵就好。”
有人说蒯大富晚年寄身养老院，是落寞；另一种说法却是主动避嫌——不想影响孩子在体制内工作的考核。2023年秋，罗晓波在电话里对老友感叹：“他年轻时放火，年老了灭火。人哪，难免走弯路，我只认定他是孩子的父亲。”简单几句话，道尽夫妻数十年风雨。
与蒯大富同时代的几位学生领袖，有的在内蒙农场客死他乡，有的隐姓埋名做了中学教员。相比之下，他在商业上“逆袭”令人咋舌，但镌刻在档案里的那些数字、名字、血迹并未随股权变更而消散。当年的清华主楼依旧，井冈山兵团的旗帜早已褪色，档案室的翻页声偶尔传来，像极了时钟的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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