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你还怨不怨？”护工老李悄声问轮椅上的周幼海。老人抬头，嘴角抽动了一下：“怨什么，该来的都来了。”这一幕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恰好过去三十五年。
周幼海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报纸大标题里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那个声名狼藉的父亲——周佛海。1938年，汪精卫叛逃河内的消息传开，同一张电报里顺带提到了“周佛海之子周幼海随母暂寓香港”。短短一句，把十六岁的少年推进舆论漩涡。岭南中学的黑板上出现过三次粉笔写的“小汉奸”字样，他每擦掉一次，第二天又被人补上。自尊心像被粗糙砂纸反复打磨，疼到麻木。
从香港到上海，再到东京，父亲和日方的默契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牢牢扣在中央大学宿舍里。彼时的东京大学堂光鲜亮丽，可他在走廊里听见同胞说：“那是人质，不是留学生。”一句话钉进骨头里。为了消解自我厌恶，他泡舞厅、喝清酒，和几个浪荡子赌马日夜混迹。多年后他回忆那段经历，用了四个字——“像坠深井”。
转折来自一本书。《西行漫记》一到手，他在宿舍熄灯前翻了两章就坐不住了。第二天跑去神田旧书铺搜《论持久战》，用仅有的津贴换下破烂的外套才凑够钱。书里每句都像铁钉，把他从温吞的自我放逐钉回到民族大义上。陈国祯轻描淡写的一句“想回去就别磨蹭”成为临门一脚。1941年夏，他递交退学申请，随后“度假”名义离开日本。
回到上海，他摆出离家出走的姿态逼父亲让步，结果真被默认留沪。看似自由，其实依旧在特务眼皮底下。周幼海干脆将计就计，租写字间开股票行，白天记录行情，夜晚抄写情报。1946年春，他搭乘小火轮溯江北上，抵达淮阴新四军根据地，经审查后正式入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把日伪高官的社会关系图谱整理成手抄本，命名《黄浦暗网》。他连续熬夜画线条，半月未出门。
父亲周佛海被捕时，周幼海正在上海汇丰大楼对面收听电台。特务同僚对他说：“要不先躲躲？”他反问：“躲得开姓周的血缘吗？”1948年冬，他在灵堂前和恋人施丹苹交换戒指，桌上铺着父亲的遗照。母亲低声提醒：“过门要守孝，三年。”他点头，转身接密信去了。
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炮声渐止，公安局临时办公处灯火通宵。他奉命接触旧银行界人员，劝降、收档案、找账簿，满城找资料像捞针。城市稳定后，他被正式编入政保系统，一干就是十年。可世事无常，1955年“内控”风起，他因特殊出身被调查，随后入狱。狱中每日调研笔记被批“假积极”，他只能沉默。十个年头，膝盖因长期潮湿发炎，出狱时已无法站立。
1967年再度隔离审查，八年光阴被切成空白。妻子顶不住舆论压力，被迫提出离婚，他签字那天没抬头，只问对方一句：“安全就好。”半截签名歪斜，他再也写不出端正字迹。等到1975年获释，病灶已侵蚀脊髓，双腿全废。他常自嘲：“坐着，省鞋。”
政策落实是1983年的事。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念完文件，他只简短回应：“多谢。”随后在病榻上翻出旧稿，决定整理父亲材料。“我要给史料添一份可供比对的版本，免得后人凭想象。”他让护工翻书、口述修订，最终完成十二万字《周佛海沉浮录》。书稿寄出当天，他闭眼养神，说累了要歇歇。
1985年2月，寒潮突至，夜里两点，护工听见他轻喊：“水……”，端来水杯揣到手心却见水珠滑落——脉搏已停。骨灰安放在上海烈士陵园入口西侧，碑文简洁，只刻“中共党员 周幼海”。有人评论墓志应加一句“抗战烈士之子”，老同事摇头：“他自己不愿写。”
回看他的六十三年轨迹，戏剧性足够拍电影：汉奸之子、东瀛浪子、地下工作者、政治犯、瘫痪老人，最后成了档案撰稿人。朋友议论他命途多舛，他却常用半玩笑的语气叹道：“父债，我能还多少就算多少。”这不是自嘲，而是他划给自己的人生坐标。抗日、内战、建国、风浪，他见过太多翻云覆雨，心底却始终认准一点——人可以摔得遍体鳞伤，信念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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