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半 部 电 台 开 始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在1931年以后随着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
1930年以前，红军亦曾俘获过敌军的无线电人员， 但都放回去了；红七军在1930年4月底，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 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这说明在当时游击作战中还未感到无线电 通信的重要。
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 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产生了使用无 线电通信的要求。
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占领长沙后与 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互相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就 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总部就 命令所有部队在战争中必须把缴到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 员一律保留下来，送总部处理。
其实，当时党中央也早已觉察到在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斗争 中有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必要。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 地下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联系，党中央从1928年夏 开始，就在苏联和上海开始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 技术，并将学成的一部分人员和装制的机器陆续往苏区输送。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 敌十八师张辉瓒部的五十二旅、五十三旅，第一次缴到敌师部的 1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被搞坏了。
1930年12月31日我们来到红军时，有的在红三军，有的在红 四军，有的在红十二军。
我到红三军后就听说：你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处理，要送到总部。
1931年1月2日我们到了总部，总部首长 一定要我们留下来办训练班。开始工作后，朱总司令几乎每晚都 要来和我们谈话，讲述革命道理和当时形势。
这期间，在打谭道 源部队时又缴到了敌旅部的1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电台的式样 是灯泡从上面插上的。
有了这1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
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都不懂无线 电保密的重要性。
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 “QRC?” 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又用明语，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
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我们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 署。我们电台从开始成立起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 就在这方面。
敌人的泄密，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因此，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开始时起，就注 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并在以后长期工作中 养成了十分注意无线电保密的习惯。
得到电台后，1931年2月初，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一 期无线电训练队，队长是我，政委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 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 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共12人，都是当时 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毛总 政委对这个训练队很关心，他和周以栗(当时总政治部代主任)
常来作形势报告或上党课。这批学员最后剩下10人，共学了4个 月就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 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苏区的青 塘。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 始上机工作。歼灭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时，缴到1套100瓦的电台。
于是我们把前1套电台由我、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带到前方随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刘寅和曾三带着这1套电台以及公秉藩部过 来的人随叶剑英在后方，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8月 中秋那天，我和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
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我们在于都县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学员20余人，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同时，曹祥仁在三 军团也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三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 我十二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引诱迷惑敌人，主力部队 则由敌军之间20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回到兴国境内集中。
在转移途中，毛总政委为了防止电台泄密，就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
伍答：真空管。
主席便要把真空管自己携带，但恐碰坏，于是又问：还缺什么也不能工作?
伍答：电键。
主席就换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一路顺利地穿过了敌军包围。
这次作战，歼敌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我们又缴 到3部电台，随即将其配给三军团、三军和四军。
随三军团电台 的队长是吴如生，政委是杨光池；
随三军电台的队长是朱虚之， 政委是杜平；随四军电台的队长是陈宗泰，政委是肖华。
到三次 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已有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 三军团、三军、四军和十二军，其中除军委1部为100瓦外，余者 都是15瓦。
就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的又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 区，其中有朱邦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和王逸群等。
在第三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红军无线电台 有个飞跃的发展。那就是1931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的部队一下子 带来了8部机器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其中有海凤阁、荆振昌、 汪名震、陈士吾、刘光甫等。我们的电台陡然增加到14部。宁都暴 动后组成的五军团及其三个军，各分配一部电台。
宁暴后，我们紧接着在长汀办了第三期训练班，这期学员30多人，有刘士庆(清)、钱江等同志。从这期起，训练班改称军 委无线电学校，与电台队分开，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后为 曾三。
这期(第3期)没毕业就开始打赣州，学校就迁至瑞金的 洋溪村。从第6期起，学校开始包括有线班、无线班和司号班， 还有一个训练鸽子班，一直办到第11期时开始长征。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军委成立了二局，把侦察与通信分开。
1931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同志任主席。
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统一领导全国红军。
这时，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配 给一部电台，用“CSR” 呼号发送新闻。在1932年1、2月间， 我们与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沟通了联络。2、3月间，与湘鄂 西苏区红三军沟通了联络。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 “围剿”。
10月，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结束后，立即把“围剿”重点转向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1至 3月我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分电台，同来的有朱道松、周维、 张瑞等。在此前后，我们派肖英、徐萍带1部电台去湘鄂赣，派 阎知非、江文先后各带1部电台去湘赣，在相互间沟通了无线电 联络。可惜不久，湘鄂赣电台被破坏。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建立了1所通信材料厂。 此厂隶属军工局，业务上受通信部门领导，厂长涂作潮，工作人 员有徐小弟、李长春和廖昌林等，有1部车床和钻床，主要工作 是利用已有零件(宁暴带来的材料)装配机器。
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又增加了党中央1部电台，抽调 那部100瓦电台专与上海党组织联络。到长征之前，中央苏区和 红一方面军一共发展到17部电台。
1933年底军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后来四局与三局对调代号，通信部门从此便称作三局。
三局下面分通信科、器材料和简易通信科。当时的通信科长是罗若遐，器材科长是涂作潮，简 易通信科长是篪锦柱，三局局长是我。
军委下面各部队有通信主任。通信主任只管有线电话，无线 电台统由无线电总队领导，无线电总队最初直属军委首长，后划 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无线电总队下有分队，只有三军团的电台分队合起来组成一个电台大队。
有线电方面没有固定编制。总部有个电话总队，约两个连， 100多里被复线；三军团有个电话队；再下面，每个师有约20一 30里被复线；团里的器材多少要看缴获，少的只7—8里，作战 时只能够架通主要方向。
红军的有线电话是在1929年以后才有的， 而真正建立起有线电话通信还要算在第一次反“围剿”时。
徒步通信有班、排、连组织。
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 西军区，其余14部电台都带着长征。开始时运输队有200多人，器材100多担。
与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了几部电台给他们，后来五 军团、九军团又带了一部分电台到四方面军去，结果北上时一方 面军只剩5部电台(1部在军委，其余在一、三军团和干部团)。 这都不是大机器，有时把收信管当发信管用。原来长征路上带着 的百多担器材，到陕北后只剩下1担零件了。
到陕北后，陕北红军有3部电台，加上中央红军带来的5部电台，共8部电台。配属在前方总指挥部1部，后方总部2部， 新闻台1部， 一军团2部，十五军团2部。
二方面军在二、六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 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1部15瓦电 台。
无线电通信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除了前面讲 到的以外，有一件事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1933年1月浒湾战斗中， 红军和国民党孙连仲、吴奇伟各1个旅共6个团遭遇在枫山埠一 带。一军团占据枫山埠与敌打响，五军团在长延庙与敌十四师对抗，三军团负责大包抄。
战斗打响后，一军团很快歼灭了当面之 敌，而五军团因放在前面的是新兵师，缺乏作战经验，在敌猛攻 下节节后撤，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不幸牺牲。
这时，一军团为了要 与五军团夹击敌人，消灭其十四师，乃由电台发了 “CEM” 信 号给五军团电台，要它无论如何不许移动。
这时五军团电台已突 出在阵前，前面敌人已冲上来了，但因收到了我们的 “CEM” 信 号，电台政委李白就勇敢地指挥监护班用轻机枪与敌战斗，掩护 电台坚持工作。
就在这短短时间里，我们把一军团全歼敌人的捷 报发了过去。这一消息由五军团政委传到部队，立刻掀起了一个 猛烈的大反攻，终于将敌十四师击溃。
总结以上红军无线电通信的诞生和发展情况，从政策上来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组织使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 作战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台工作，一面开办训练班。
2、加强对旧军队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虽然战争环境条件 十分困难，工作十分繁忙，但不放松这方面的政治工作。
3、严格强调爱护器材。办法是严格的制度与思想教育相结 合。
这时的器材来源主要靠缴获，每占一个城市就到处搜集电 池、油料和收音机零件，此外上海党中央也设法运来材料，从大城 市到苏区沿途开电料行，把汽油、干电池、硫酸一点点运进来。
在这段时间内无线电电源装备变换了三次：最初用充电机和 电瓶，之后改用手摇发电机(或把电动发电机改成手摇的),然 后又改为用干电池供电。
4. 严格电台纪律。从开始起就注意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信、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
我军创建无线电通信的经过及其作用
在无线电通信战线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搞通信联络的 也好，搞空中侦察的也好，在战争年代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 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我军无线电通信的建立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 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发展到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没 有无线电的通信联系是不行的。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8月。我们在打长沙的路上，攻打驻文家市 的国民党军戴斗垣旅，该部有部无线电台，据说被我们消灭时， 电台的充电机还在工作。当时我们红军战士还没有这方面的知 识，缴获时把它砸了，非常可惜。
立三路线时，第二次打长沙没 有打下，还要打第三次，并派长江局周以栗代表中央专程赶来传 达。这个人很能讲话，非要打长沙不可。
在他到来之前，毛泽东 率部在袁州休息，等了十来天；他来后，经过毛泽东讲明不打为 好的道理，他被说服了，同意不打长沙。此后，红军挥师打下吉 安，使湘赣和江西苏区联成一片，那一次扩大红军相当多。
红军打下吉安后，蒋介石觉得对他有很大威胁，开始策划反 革命“围剿”。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第一次“围剿”中，敌集 中了10万兵力，一方面军在龙岗消灭敌一个师，师长张辉瓒被活 捉，并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报机被砸坏了，只留下一个收报机， 充电机还在，实际是半部无线电台。这便是我军最早的电台。
我军无线电人员开始是从三个方面来的，
一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
二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 的，如王诤、刘寅等；
三是挑选我军年轻优秀的党团员自己培训 的。
1931年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决 定成立无线电队。当时，朱云卿是参谋长，郭化若是参谋处长， 我在总前委特务大队任政委。
领导上说我从上海来的，社会经验 多一点，所以把我调任无线电队的政委，由龙岗战斗过来的王诤 任队长。
无线电队一成立，决定首先训练一批学生。记得一共招 了12个人，10位男同志，两位女同志，其中有胡立教、曹丹辉、 温亮彰、李建华、李赤华、周淼等人。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无 线电报务，还有几个学机务的，有时还用收报机进行实际练习。
那个时候，王诤起了不少作用。他向我提出来，他知道敌人 电台的呼号，由此可知敌军各部的驻地。后来，他征得我的同 意，把敌人的电报抄下来。这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发挥了很大 作用。
当时，我们把敌人“围剿”部队与南昌行营的往来电报收 下来了。那时，何应钦是总指挥，他发给前方几个师的电报我们 都可以收到。
由于王诤了解周围敌军电台的呼号，对公秉藩、郝 梦龄等那些部队的电台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利用电台，掌握了 敌军到达的时间、地点、番号、分布与行动意图等。
当消灭敌人 后，我们又缴获了敌密码本，便可破译密码电报，这就知道了蒋 介石和南昌行营的电令和前线敌军的来往电报内容。当时毛主 席、朱总司令非常高兴，并给予奖励。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 我们所以能打得那么好，是同收译敌人的电报有关的。如二次反 “围剿”中的头一仗，我们就是从敌人电报中获得公秉藩部的行 动计划的，结果把公秉藩部消灭了，并缴获了一台大的电台，是 100瓦的。后来把它送到后方，曾三、刘寅就是用这部电台开始 与上海党中央联系的。
就这样，我们一直打到建宁、黎川、泰宁， 横扫800里，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电报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记载下来的。
粉碎二次“围剿”以后，给三军团也配备了25瓦的电台，队 长是吴汝生、政委是杨光池。在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汲取一、 二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 法，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何应钦为 前敌总司令。我们的电台收听破译了蒋介石给何应钦的密电，及 时了解到敌人新的“围剿”计划，为粉碎第三次“围剿”立了一大功。
第二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中间时间很短， 当时三军团在新区建宁、黎川、泰宁，离得很远。由于三军团有 了电台，总司令部通过电台通知三军团赶紧从新区向老区回师集 结，部队很快就集中起来。红十二军带电台把敌人引向另外一个 方向，使我们的主力在良村隐蔽休整了10天，最后，消灭了蒋鼎 文和韩德勤部。
如果没有电台，我们就不可能迅速地集中。我们 又一次比较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消灭韩德勤部后，我军在回师的路上，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 敌机轰炸扫射中牺牲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在江西瑞 金叶坪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们有了电台，这在红军战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电台发挥 的作用，一个是迅速获得了敌情，比侦察员去侦察情况更全面、 迅速、准确；另一个是通过电台，指挥上能够更加及时。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的创立中，王诤忠心耿耿，是有很大贡献 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又有了 新的发展。
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到第四次反“围剿”以前，我调到团 中央当巡视员去了。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的政治工作以后由曾三、 伍云甫等负责了。
(施德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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