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2月剑桥的那个夜晚，李约瑟跟着他的中国情人鲁桂珍，学写 “香烟” 二字。二十二画的汉字组合，让这位英国生化学家忽然闯入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他看着眼前聪慧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困惑悄然生根：
明明双方的智慧与洞察力不分伯仲，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发源于西方？
这个疑问后来成了贯穿他一生的追寻，也成了横亘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世纪之问。
答案或许藏在文明深处的价值取向里。
西方文明从古希腊起就把 “求真” 刻进了骨子里。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这种信念让泰勒斯仰望星空探索万物本源，让欧几里得用严密逻辑构建几何体系，让伽利略即便面对教会压力也坚守日心说。
而中国传统里，“真” 始终排在 “善” 与 “美” 之后。冯友兰曾精准点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中国哲学最讲人伦日用。
儒家将德行置于首位，道家主张绝圣弃智，佛家追求心灵超脱，知识从来都是为道德服务的附属品，从未拥有独立价值。
在西方，正当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那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耗尽心血写下《天工开物》，却只能沉痛感叹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这样的境遇正是当时科学在中国的真实写照。
思维方式的分野同样关键。
爱因斯坦曾说，现代科学的基石是逻辑推理与实验验证，而中国从未走上这条路。西方人习惯拆解分析，从原子论到机械论，一步步搭建起科学的框架。
欧几里得从几条公理出发，推导出整个几何体系；牛顿整合哥白尼、开普勒的成果，用数学公式量化宇宙规律。
而中国思想家向来偏爱整体把握，“天人合一” 的理念让我们擅长直觉与类比，却不屑于细致拆解。中国有最早的彗星、太阳黑子记录，却只用来占卜吉凶；有四大发明改变世界，却从未探究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就像李约瑟在敦煌看到的星象图，格局恢弘、流传久远，见证了古人对宇宙的着迷，却终究没能发展出系统的天文学。
制度环境的束缚更是难以逾越。
西方科学的兴起，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氛围。文艺复兴后，各种学会、学院纷纷建立，学者们可以自由探讨、挑战权威，哪怕冒着风险也要坚守真理。而中国的科举制，从汉代独尊儒术起就把天下英才圈进了儒家经典的牢笼。
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科举及第，皓首穷经只为当官，谁会去钻研那些不能带来功名利禄的 “无用之学”？班固早就感叹儒术成了利禄之途，这种情况延续千年，直到近代，严复这样的西学大师还因没有功名而饱受羞辱。
相比之下，西方的学者们能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这种无功利的自由，正是科学诞生的必要土壤。
地理环境的封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学的成长需要充分的交流碰撞。欧洲邦国林立、贸易频繁，一个地区的新发现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大陆。牛顿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观测成果，他们站在彼此的肩膀上不断前进。
而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封闭环境，地理上被隔绝在东亚一角，周遭缺乏能匹敌的文明交流。这种封闭让思想失去了碰撞的机会，技术发明只能零星出现，却无法汇聚成科学的洪流。
如今回望这个世纪之问，我们早已明白，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观念、思维、制度与地理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但这并非遗憾的终点。
李约瑟终其一生编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便他的著作更偏向技术记录，却依然为我们保留了古人探索自然的痕迹。
他在敦煌石窟前凝视星象图时，曾感受到中国人如大洋般恢弘的思考格局。而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也让卡普拉这样的科学家意识到，东方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或许能为解决量子力学的难题提供新的视角。
这个问题的价值，也许让我们明白，科学的诞生需要独立的求真精神、严密的逻辑方法、自由的学术环境与开放的交流氛围。而那些古人留下的技术智慧与思维方式，并非过时的遗产，或许正能为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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