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陈来生移交给党一批文件，毛主席批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奖励|延安|有功人员|档案|陈来生

1943年春，延安枣园的窑洞里灯火通明。几位中央领导人正等待一批急需的胶卷——里面是从上海秘密拍摄的两万余份档案底片。“一定要在整风讨论开始前赶到！”警卫员的催促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胶卷抵达时，人们松了口气，却也生出新的担忧：散落各地的海量文件若再晚一步集中，稍有闪失便可能毁于战火。由此，一场历时近十年的“纸上长征”被推上日程。

最先站出来的人叫陈来生。上海解放以前，他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地下交通员，表面售卖零碎杂货，暗地里看护中央文库。自1942年起，他每日例行的第一件事不是开门做生意，而是检视隐蔽墙洞里的潮湿度。若纸张发软，必须立即生火除湿，再换上干燥石灰包。多年下来，104包档案无一霉点，这在江南湿气中几乎是奇迹。

时间倒退到1927年“四一二”后。党中央从武汉转移上海，同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档案体系——一式三份：送共产国际、存文库、供阅办。可是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保管者须随时换址。张唯一、于达等人曾在闸北、虹口之间连夜搬运木箱，躲过搜捕。箱子最多时有二十余口，押送途中只能轮流背负。那段日子，文件被誉为“纸做的命脉”。

进入抗战时期，延安又形成新的文件高峰。中央苏区长征带出的卷宗、八路军总部来往电报、各根据地情报……全部堆进窑洞。杨尚昆统计，延安机关自1937至1945年产生文件近四十万件。为了安全，他与周恩来提出“搬与安”方针：必要时分散埋藏，条件允许则集中护送。

1946年底，胡宗南兵锋日迫延安。杨尚昆先抽调精干人员组建“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窑洞里最要紧的档案分出九十二箱。第一批十六箱赶往保安县安条岭，第二批十三箱送清涧。其余六十三箱随曾三部北上晋绥。行前，毛主席留下批语：“片纸只字亦不可遗敌。”

曾三押队踏上黄土高原，途中既要照顾老弱妇孺，又要看护木箱。队伍拖成长龙，他干脆让木箱走在中间，人围成活盾。一天深夜，敌机投弹，爆炸声中一只木箱滑落山坡。等人们冲下去，箱盖已松，幸好文件完好。曾三擦去冷汗，咬牙坚持：只要人活着，箱子就绝不丢。

1947年4月，根据刘少奇、朱德电示，曾三把九十二箱进一步精简到六十四箱，全部换成铁皮外壳，各箱编号、录册两份；其中一册随身，一册藏箱顶。这套办法，后来成为人民军队行军档案管理的雏形。

1948年春，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六十四箱档案装驮队，翻岚县、越五台，五月初抵达阜平。沿途不少干部第一次见识如此规模的“文件大军”，感叹“纸比粮食还金贵”。其实，晋绥根据地的干部早已养成习惯：马失前蹄可以忍，文件落地绝不容许。

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陈来生也迎来自己的关键时刻。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解放军一进城，他即刻将文库移入新址，昼夜分类、造册、装箱。足足用去四个月，他才把十六口箱子、共104包档案全部编号完毕。9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开具证明：纸张洁净，无虫蛀鼠咬。凭这张证明，陈来生悬着六年的心终于放下。

华东局随即电报中央：大量历史文件请求指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回电，语气简洁却分量十足：“全部送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先予奖励。”毛主席审阅时，把“同志”改成“人员”，加重了“有功”范围。几天后，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嘉奖陈来生，并叮嘱他挑选两名最可靠的同志护送档案北上。

10月中旬，运档小队出发。护送路线避开主要枢纽，先乘船北上扬州，再取水陆联运，经徐州、济南转津浦铁路，终到北平。铁路公安在沿途设置警戒，一度有便衣紧跟队伍，陈来生并未慌张。抵达北平西郊，看见中共中央机关悬挂的红灯笼，他才长舒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