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7日，秦岭脚下仍带寒意，一名警卫员匆匆把一份截获的敌电递到红25军前指。电报里提到红四方面军已转向川西，局势瞬间紧张。对留在陕南，还是南下入川，争论立刻点燃。
洋县华阳的会议只开了半天，警备三旅逼近，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常委们被迫分散转移。四月中旬，他们在蓝田葛牌镇再聚，枪油味淡了些，争论反而更猛烈。有同志直接拍桌子：“去川陕，和老部队合在一处！”另一位冷冷回应：“入川就是跳进张国焘的锅。”
矛盾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32年夏，蒋介石三十万大军扑向鄂豫皖苏区时，张国焘急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省委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上报中央指责“右倾逃跑”。这口气一直憋在红25军心里，到长征阶段依旧未散。
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吃紧后，要求各地部队保存实力。朱德提出红25军西向陕南，与川陕根据地呼应。程子华携命令北上，接任军长。他明白中央希望两支部队终究汇成一股，但并未领会鄂豫皖旧将的情感包袱。
红25军踏着红四方面军当年留下的山路，于1934年12月抵达陕南。人手不足三千，却硬是打下一块根据地。随后截电获知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发动战役，程子华提出顺势南下。多数领导却举手反对：一是对张国焘“家长制”不满，二是不愿再次远离故土。
有意思的是，少数主战派把地图摊在土炕上算距离：从华阳到通江两百余里，一鼓可达。但在他们看来，这条路不是钢轨，是满布暗礁的黑洞。川东游击队被清洗的消息已悄悄传来——营以上干部折损过半，警示意义不言自明。
留还是走，最终取决于中央到底要什么。彼时与党中央尚无直接电台联络，只能靠旧密码慢慢迂回。五月底，鄂豫陕省委决定：不南下，继续扩展秦岭两侧。理由写得简短，却夹着坚硬骨头——“创造新苏区，维系西北抗战大局。”
试想一下，一旦南下受挫，陕甘根据地会瘦一大圈，张国焘手中却会凭空多出三千精兵，对后来中央北上极为不利。事后看，这一步棋险而准，恰恰堵住了未来的分裂口子。
七月，吴焕先给中央发报，坦言内部曾有动摇，但省委“坚持不动摇的领导”。中央复电肯定策略，同时告知红一方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接触并决定北上。收到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再次开会，红25军准备挥师甘肃，策应中央主力。
北出秦岭时，部队每人只有半斤炒面。徐海东下令轻装前进，一路袭扰西安周边据点。敌人误以为有数万人，急调军队回防，为中央红军赢得喘息。遗憾的是，八月在通渭附近的激战里，吴焕先中弹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九月，红25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劳山、榆林桥两场硬仗打出了气势，西北根据地扩张到渭河北。等到中央红军于十月初抵达陕北，西北的门户已打开，接应工作水到渠成。
回头细数，红25军没入川，根源包括：
一、对张国焘长期积累的不信任； 二、兵力有限，强行南下风险极高； 三、中央的真正意图是保持战略支点而非人数集结； 四、陕甘空白区比川西更适合远期布防。
这四点叠加，让葛牌镇的选择成为必然。红25军因此保留了精干力量，也把主动权留在中央手里。事实证明，留在陕南不是保守，而是最合乎当时政治、军事、地形三重现实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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