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北京西直门外一阵秋风刚起，秦城监狱的值班电话却比往常更频繁。特别法庭核实各被告的辩护意向，名单每天都在更新。值班员在记录本上写下四个字：江青待复。彼时距审判正式开庭仅剩不足三个月，而江青对“谁能为自己出庭”依旧摇摆。
外界只看到“两案”风声鹤唳，很少有人留意，一套完整的庭审程序正在被重新搭建。案犯若拒绝律师，法庭仍须出具“已告知权利”的文件，否则审判程序缺口难以弥补。负责督办程序的中纪委二办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带着喘气的笑话：“手续没走完，别说江青，连纸篓都不能带上法庭。”
张思之和朱华荣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收到指派公函。张思之拿到文件时愣了半分钟，只说出一句：“干律师这一行，总有躲不开的局。”随后便开始翻卷宗。卷宗摞起来有半米高，他第一晚只翻了两册，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
10月初，两位律师第一次进入秦城。与多数影视叙述不同，那天并无剑拔弩张，更多是试探。狱警先引他们看讯问室，随后通知江青。有意思的是，江青踏进来时表情并不激动，甚至带着刻意的平静。张思之示意落座后，亮明身份。江青轻轻“哦”了一声，接着抛出一句：“我原想请史良，她年纪虽大，总算懂法。”
史良确实懂法，但彼时已近耄耋，且早有心血管病史，勉强出庭不仅程序上难以通过，医学检查也过不了关。张思之据实回复，江青没表态，又提出第二人，“周建人，鲁迅的弟弟，文化人，熟悉我的情况。”朱华荣在旁补一句：“周先生无律师执业资格，不合规定。”江青皱眉：“那刘大杰呢？毛主席见过他。”律师告知，刘大杰已于1977年去世。
对话陷入停顿。过了半分钟，江青抬头：“如果这些都不行，我找家属可以吧？李敏。”说到这，她声音明显放缓，好像在试探边界。“家里人总能替我说话。”张思之只能再解释，刑事诉讼不设家属代理，辩护人必须是律师；即便出于情感考虑，程序也无法让步。江青沉默，很快把话题扯开，“那你们准备怎么辩护？”
按法庭要求，律师必须取得当事人书面授权才能启动工作。张思之耐着性子讨论案卷事实，江青却时常打断，更多关注庭审形式，希望律师在法庭上“把控节奏”。朱华荣提醒：“我们只能提出法律意见，不能替被告人代言。”江青用手挡在耳后，装作没听见。她第二次重复那句话：“我只是想让可信的人帮我说话。”
谈了近两个小时，授权书依旧空白。临别前，江青冷不丁冒出一句：“姓张的不行，姓朱的留下。”次日凌晨，法庭联络北京律师协会，最终由傅志人接手。张思之主动退出，表面理由是“被告不接受”，实则也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律师圈私底下议论，这算全国首例“被告挑律师”的公开个案。
傅志人在押送车里读完卷宗摘要，第一件事同样是阐明“不存在替代陈述”。江青仍想把辩护与代理混为一谈。律师只得引用刑诉条例，“代理适用于民事，不适用于刑事。”江青听完摊手：“那就没办法喽。”随即作出决定：不再委托任何律师。程序上，法庭记录“被告明确放弃辩护权”。
另一边，接受律师辩护的姚文元却忙得不可开交。韩学章、张中带着计算尺与日历，把公诉书中每一段涉及具体年份的指控拆解比对。有人私下提醒：“别替坏人减刑。”两位律师只回答一句：“法条不问好人坏人。”这种职业态度在当时法律环境里颇为新鲜，也让许多旁听代表第一次直观理解到“辩护不是脱罪，而是程序正当”。
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辩护席上出现空位，那是留给江青本人辩护律师的。庭审进行到第三天，江青提出自行答辩。她拿起文件，说得断断续续，时而抬头向审判长发问：“我讲话可以不受限制吧？”审判长点头示意：“请遵守庭审秩序。”现场气氛一度紧绷，但程序仍按既定节奏推进。
最终判决早已写进史料，外界更好奇的是那张空椅子。若江青当初签下授权，也许走向并不会改变量刑，却能让中国刑事辩护史提前写下一页完整案例。遗憾的是，她坚持的“家属代言”终被法庭拒绝，再无回旋余地。
那一年，全国公开执业律师不足三千人，却第一次在国人面前集体亮相。刘复之评价这次审判：“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结果，而在于让一部停摆多年的法律机器重新运转。”1980年的特别法庭由此记录下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后最早的一堂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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