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京汉线上一列专列夜行。车厢里油灯摇晃，毛泽东挽着袖子批改文件，偶尔放下笔凝望窗外麦浪。停靠车站时，他招呼随行人员下车，同候车农民攀谈土壤墒情，再提着热水壶返程。那趟夜车后来被工作人员记作“流动的办公室”。
时间快进到2010年3月的北京。暖阳透过玻璃，谢静宜靠在沙发扶手等待客人。门铃响起，青年特型演员李光彩推门而入，一身便装却难掩眉眼间的“主席味”。两人并非初次见面，但李光彩仍恭敬地寒暄，谢静宜则爽朗地握手，道一句“又把毛泽民演活了”。
茶水落杯沿，“主席到底为何不愿坐飞机？”李光彩忍不住发问。谢静宜笑着回应：“原因只有两个，跟胆大不大胆没半点关系。”说罢，她走向厨房，边择菜边讲起往事。
第一条理由颇为朴素——火车随时能停车。毛泽东外出调查，往往半途要求临时靠站，下车便能直奔田间地头；飞机一落地得对准机场跑道，没有“说停就停”的自由，这让他觉得不够灵活。
第二条理由更贴近工作节奏。飞机嘈杂、起降迅速，批示文件常被气流颠得字迹歪斜。火车却稳当，从成都到西安、从长沙到广州，长途行驶给了他整块的阅读、修改和会谈时间，还能透过车窗观察民居屋顶的炊烟、江河的水位与庄稼颜色。
“他常把窗帘掀起，问警卫：‘绿油油的是小麦还是油菜？’”谢静宜补充一句。李光彩听得入神，不自觉在本子上划线记录。短暂沉默后，他又追问外界盛传的“中央禁飞令”。
谢静宜抬头否定：中央确实关心首长安全，却从未下过“绝对禁飞”的死命令。1956年毛泽东从武汉赴上海，空军曾安排伊尔-14客机。途中雷雨导致通信中断约四十分钟，地面联络不上，但飞机并未处险。那次插曲随后被讹传成“吓坏主席”，其实落地后他只是淡淡一句：“天气不稳，下次坐火车方便些。”
相比高空，慢速行驶的列车风险更难控制：沿线桥梁、隧道、甚至驻站时间都可能成为暗杀节点。毛泽东仍毅然选择火车，可见并非图安全，而是出于调查研究的便利。对他而言，“看得见人、摸得着地”比高空略过更有价值。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领导人提议联飞莫斯科，毛泽东也未立即拒绝，只是笑称“车上可办公，天上可睡觉，但我现在得办公”。从那句半开玩笑的话里，足以读出他对效率的执着。
谢静宜把刚出锅的家常菜端上桌。她轻轻总结：两条理由，说大不大，却贯穿主席一生的工作方法——重视实地、珍惜时间。李光彩合上本子，端起茶杯致意：“原来如此，这比任何传说都靠谱。”
午后阳光仍旧明亮，屋内钟表指向三点半。李光彩告辞离开，谢静宜目送他下楼，叮嘱一句：“演技是外壳，精神才是骨骼，别忘了。”街口的行人来去匆匆，半世纪前那趟夜行专列的汽笛声仿佛仍隐约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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