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45年,在山上休息的迫击炮手陈宝柳,忽然发现30多个日军和几个女人,正在不远处的榕树下。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悄悄架起迫击炮,打算给他来一发。
1945年春天,江西赣州的一座山头上,陈宝柳正靠着一棵松树打盹,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他脸上,他的手还握着迫击炮的瞄准尺。
那时战事进入尾声,但像他们这样的小部队,还孤零零地驻守在山岭之间,随时准备迎战零散的日军残部。
陈宝柳不是什么出身名门的将军,他是浙江温州的一个普通农民,1922年生,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连鞋都穿不上,1943年,家里还在忙着春耕,他就被国民党部队强行征走了。
那天他本来只是去集市上换点盐,临走连母亲的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参军以后,陈宝柳连枪都没摸过,头一个月全是操练,教官拿着大刀在他们面前舞来舞去,讲的不是怎么打仗,是怎么把人一刀砍倒。
后来他在山西的一个小战斗里大腿中了一枪,差点没挺过来,也是那时候,部队发现他个子高、力气大,就把他调去做迫击炮手。
那门迫击炮是意大利人造的,后坐力很大,一般人扛不住,但他能,一个人干俩人的活。
到了1945年,陈宝柳已经打了太多仗,连自己都记不清是哪一场最凶险,但那年春天,在赣州山口,他经历的那个中午,直到晚年还时不时出现在梦里。
那天太阳不算毒,山林里闷热得反常,陈宝柳靠着一棵树歇着,眼睛闭着,耳朵却一直没停,他不是在睡,而是在等动静。
不久后他听到了,那是一阵碎碎的脚步声,掺着几句听不真切的喊话,他皱了皱眉,侧过头认真听了几秒,立刻分辨出来——日语,断断续续的,夹着几个粗哑男声,像是喝了酒。
他立即翻身趴下,顺着坡下望去,榕树下聚着几十号人,军装一眼能认出是日军的样式,大概三十来个,奇怪的是,还有几个穿着鲜艳裙装的女人,被围在一旁,像是被押着的。
他没吭声,手脚并用地往前挪了几米,找了个高点,掏出望远镜细看——对方没布哨,几个士兵正散着坐地,有人蹲着脱鞋,有人干脆躺下晒背。
一个军官在抽烟,烟圈在阳光下飘得老远。那几个女人蜷在树根边,脸色发青,像是刚吐过。
陈宝柳盯了十几秒,心里已经打起了算盘,他估了一下距离,700米不到,正适合炮击,他抹了把汗,把炮架稳当,身体贴紧地面,手里动作却没慢。
他在泥地上划了几道线,角度、风向、坡度全算了一遍,像以前训练时那样,一步都不省。
他从布袋里取出三发炮弹,摆在手边,保证能连发,他没多想,也不犹豫,深吸一口气,压下情绪,拉响了第一发,轰的一声震响,山体都抖了一下。
榕树下瞬间乱了——尘土飞起,人影翻滚,惨叫声夹着惊慌乱喊,有个士兵还没站起来就被炸飞,几个原本靠在树下的日军倒在了一起,血迹在草地上迅速蔓延。
陈宝柳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第二发炮弹紧接着发出,他不看结果,只管打,第三发炮弹出去时,他已经能听见山下在叫“撤退”了,有人试图往树林里躲,有人朝着反方向狂奔,那些女人被丢在原地,没人管。
陈宝柳趴在原地,凝视着那片被炸得一片狼藉的空地,直到确认没有反击声传来,才慢慢坐起身,浑身是汗,手却还稳。
第二发紧跟着飞出,落在他们往山坡逃跑的路上,又是一阵爆炸,第三发干脆砸在榕树后头,把匿藏着的几个士兵炸翻。
三发炮弹,前后不过十几秒,榕树下再没站着的人,陈宝柳没着急下山,也没大喊庆功,他把炮收好,慢慢往山脚摸过去。
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到了榕树下,场面让他皱了眉——血、尸体、残肢,还有那几个女人,衣衫不整地蜷缩在一边,脸色比死人还白。
他们没哭,眼神像是空的,像是早就不再对活着抱什么希望,陈宝柳蹲下来,低声说了句:“安全了,跟我走。”女人们没说话,像是听懂了,也像是没听懂。
他没再多问,只是把她们带回了驻地,这场伏击战,没有计划、没有支援,全靠他一个人在山顶凭经验判断,但结果是实打实的:敌人全灭,无一生还,部队后来从死尸上搜出了地图、指挥刀,还有一些日军军票。
那不是他第一次打炮,也不是最后一次,但那场战斗,是他心里最重的一场——不仅因为他一个人干了一整个小队的活,更因为他救下了那几个女人。
陈宝柳这一生,从没自称英雄,1945年抗战胜利,他主动提出退伍,部队问他为啥不留下,他说:“我打的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他回到温州老家,发现家里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父亲病死,母亲下落不明,田地被人占了,他没吵没闹,拿起锄头又种起了地,几十年,他从没跟人提过自己“打过仗、救过人、是个‘炮神’”。
直到儿子偶然在地方档案馆的老兵记录中看到了他的名字,才知道父亲当年一战三发炮弹,全歼敌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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