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嫂请他帮忙打理生意，不料生意好起来时，却被哥嫂“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他，差点流浪街头，后来他白手起家，最终成亿万富豪。
1963年夏天，29岁的曾宪梓拎着一只旧皮箱，踏进了曼谷的炎热街头，彼时的他，刚从大学毕业，兜里只剩下买车票的钱。
哥哥在泰国经商多年，写信三番五次让他过去帮忙，说是家里生意缺人手，年轻的曾宪梓一心想着“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便答应下来。
刚到哥嫂家，拿着碗筷吃饭，心里头总有点说不清的别扭——那会儿的寄人篱下，谁经历谁懂。
叔父家离得不远，是曼谷有名的老字号，第一次登门，叔父正坐在店里数账，见曾宪梓进门，笑得满脸褶子，那天两人聊了许久，临走前曾宪梓憨憨地说：“有钱没钱都是叔父！”
一句话让老人家嘴角翘得更高，这一幕，后来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没人会想到，这份真心最终会在他最落魄时救了他一命。
在哥哥的工厂里，曾宪梓白天跟着师傅学管理，晚上自己琢磨怎么省成本，怎么提高效率，他发现工厂的账目混乱，管理松散，一些员工偷懒摸鱼没人管。
他悄悄把问题记进小本子，等到开会时，才慢吞吞地拿出来，讲得条理分明，哥哥听了，觉得这弟弟脑子好使，便让他参与决策，没过多久，工厂效益真的见了起色。
人一红，麻烦也多，厂里原本的经理心里不服气，背后说风凉话，说什么“弟弟来了，哥哥都被比下去了”，话传到哥嫂耳朵里，两人心里就开始打鼓。
哥嫂本就小心眼，看着曾宪梓在工厂里人缘见长，生意越做越大，反倒觉得他成了威胁，一次工厂的财务分配上起了争执，哥嫂当众指责他，语气里满是疏远。
那一个晚上，曾宪梓坐在工厂外的马路牙子上，心里头空落落的，终于有一天，矛盾彻底爆发，哥嫂借口“家里不方便”，让他收拾东西走人。离开那天，天还没亮。
他提着行李，口袋里只剩下一块旧手表和一台日本相机，走投无路时，他拿着这两样家当去当铺，换了点钱，租了个小房间，那会儿的他，真真切切体会了一回什么叫“世态炎凉”。
生活总要向前，他没钱做大生意，但脑子里有门道，他找到一个广东老乡，借了一台缝纫机，在出租屋里支起了小作坊。
妻子在家里缝制领带，他白天穿着打了补丁的衬衫，提着样品四处跑市场，最初几个月，没人理他，店老板看他穿着寒酸，连正眼都不瞧。
有次推门进了一家洋服店，正碰见老板和客户谈生意，结果被老板当众喝斥：“你这样的人也配卖领带？”被赶出来的那一刻，他站在烈日下，汗水从额头滴到脖子里，心里却咬着牙：“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高看我一眼。”
晚上回家，妻子见他满脸失落，什么也没问，只是递了一碗热汤，那一夜他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又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带着昨天的教训推门而入。
这一次，他先向老板道歉，还请人家喝了一杯咖啡，低声说：“我不是来打扰您生意的，只是想让您看看我的领带，能否给我一个机会？”
老板愣了愣，翻看了他的样品，最后还是点了头，那一刻，他明白了，做生意，脸皮要厚，心还得真。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夫妻俩常常熬到深夜，家里灯光亮到凌晨，领带一条条地做好，每一针每一线都不敢马虎。
慢慢地，回头客多了，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1968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香港，开了“金利来”的第一家小厂，这时，有人给他寄来了六千港币，帮他渡过了最难的关口。
香港的竞争，比曼谷还要激烈，每次推销领带，他都提前在镜子前反复练习微笑和说话，客户挑剔，同行排挤，但他始终坚持，哪怕再累，也从不做偷工减料的事。
他常说：“自己做的东西，自己得对得起良心。”有一次，一个客户嫌他家领带贵，转身找别家买了便宜货，结果质量一塌糊涂，最后又找回他这儿，生意，就是这样一点点磨出来的。
几年后，“金利来”成了香港有名的领带品牌，橱窗里挂着的每一条都像他和妻子熬过的夜，工厂越做越大，他开始招工，给员工的工资从不拖欠，小厂变成了大厂，订单多到接不过来。
他从来没忘过最初的苦，赚了钱后，他常去内地捐款，尤其是支持那些没钱读书的孩子，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他只是笑笑：“我当年差点流落街头，有人拉了我一把，这份情我一辈子都记得。”
有一年，他回到泰国，走在哥哥曾经赶他出来的那条街上，街道两边的店铺早已易主，哥哥的工厂也早就关门了，那个下午，他站在原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想起当年被赶出家门的那个凌晨，心里说不上是苦是甜。
后来，他的“金利来”成了亿万企业，生意做到了东南亚、欧美，还成了许多政商名流的首选品牌，外人看他风光，其实背后的煎熬只有他自己明白。
那几年里，他和妻子在出租屋里一边做货一边吃泡面，手上全是针眼，谁都没抱怨一句。
曾宪梓一直觉得，人生最难的是熬过低谷，被人赶出家门、被瞧不起、被生意场上冷眼相待，能咬牙撑下来，才配得上后来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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