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素来被儒家思想的传统舆论吹捧很高，但鲁迅唱了个反调：他在《故事新编》里写了伯夷叔齐的故事。总之是把二人狠狠讽刺一顿：
小说写，伯夷和叔齐是商朝时期的小国孤竹国的公子，他们进了周文王的养老堂。他们自己没有啖饭之道，只能吃着周王朝给的大饼，虽然他们抱怨这大饼是越来越小了，但仍然是想甘于养老的。此时周文王出兵征讨商纣王，伯夷叔齐便在周文王带兵路过他们家门的时候扑上去，抓住周王的马嚼子：“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二人被轰开，周文王到底成功的征讨了商纣王，伯夷叔齐很气愤，决定“不食周粟”，离开周文王的养老堂，临走的时候却仍然没忘了带上老羊皮袄和大饼。二人来到首阳山，采薇为食，首阳山是有人迹的，伯夷就跟人说，我们哥俩出身高贵，因为互相谦让，都没有接先王传位的旨意，离开故国以后进了养老堂，谁知周王竟然“以臣弑君”，于是不吃周家的饭。直到一个婢女出来问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二人顿感五雷轰顶，于是不几天就饿死了。
这还没完，鲁迅还来了一笔：首阳山附近的乡民想给他们立一块碑，去找村里的读书人小丙君，小丙君却说“他们不配我来写，都是昏蛋。”这不是小丙君的观点，这是鲁迅自己的观点。
鲁迅的文章发出去，当然又引起了轩然大波，虽说他写此文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应该早都习惯了。毕竟，儒家传统思想一直对伯夷叔齐的行为评价很高。孔子说伯夷叔齐是“求仁得仁”，孟子说二人“非圣贤而能若是乎”，认为他们代表了仁和忠的很高的境界。鲁迅在这里说他们是昏蛋，当然如同炸药扔进酱缸里。
我赞同谁的呢？我当然赞同鲁迅的观点。
首先孔子和孟子二人也有一些言论与他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相冲突。其实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批判某东西，不要老借助外在的东西，因为在批判之前，你需要先证明你借助的外在的东西本身是正确的。最好的做法其实是用批判对象自己去批判自己。孔子和孟子自己就可以站在他们自己的对立面，所以我们在这儿用他们来批判自己。
比如孔子对管仲评价其实是很高的，而管仲和伯夷叔齐干的其实是完全相反的：管仲原先是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争夺政权失败被杀后，转而与鲍叔牙一起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更谈不上为公子纠如何如何尽节，如何如何“不食齐粟”。这和“一身不事二主”的伯夷叔齐可以说完全对立，可偏偏孔子并不认为管仲这样是问题：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大家看，这话里的“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其实不就是伯夷叔齐干的吗？孔子在这儿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肯定了他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那难道周文王他们不也是这样？那既然如此，伯夷叔齐刻板地认为周文王“以臣弑君”，难道不和孔子这话站在对立面吗？
孔子也说过别的话称赞管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在这里责备管仲没有为自己的主公守节殉死，孔子却认为管仲仍然是仁的代表。所以如果管仲不应该为此受责备，那伯夷叔齐自然也谈不上为此该如何受褒奖了，因为孔子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意味着这事儿并不重要，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该成为问题的应该是“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可这恰恰周文王也做到了。
再比如说孟子。伯夷叔齐不与周文王合作，归根结底还是觉得周文王“以臣弑君”。那我们来看看孟子是如何论述以臣弑君的，而且谈论的对象不是别人，恰恰是纣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用我们的话翻译就是“我只听说诛杀了独夫民贼纣王，没听说这叫弑君啊。”所以周文王在弑君吗？在孟子看来不是的，孟子认为独夫民贼的统治者就应该被讨伐，跟他讲君臣之礼，简直是对君臣之礼的侮辱，因为没有“君使臣以礼”，自然没必要“臣事君以忠”了。那既然如此，伯夷叔齐坚持这样的观点，乃至为这样的观点付出生命，就只能说是一种愚蠢。
所以，如果硬要说伯夷叔齐代表仁和忠也罢，但他们的“仁”和“忠”，是教条的，是刻板的，是绝对的而不讲是非的，是只讲个人感情而不讲民族大义的。他们只知道应该对纣王尽忠，却从来没问过纣王是否值得他们尽忠。周文王起来革命，他们便搞起“非暴力不合作了”。
在现实生活中还真能找到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我所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陈公博。
汪精卫在抗战期间当了大汉奸，这事不用多说，陈公博则是他团队里面的二把手，在汪精卫于日本去世后，就任代主席，实际上当着汪伪的一把手，直到抗战结束。虽然位高权重，陈公博其实并没有参与汪精卫最初的一些活动，比如汪精卫从重庆的出逃，再比如汪精卫与日本的会谈以及卖国条约的签订。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陈公博正在香港，汪精卫他们的活动他当然知道，但因为没有实质性的参与，所以也谈不上当汉奸。如果要是就此回重庆也并不是不可以，蒋介石或许出于派系的原因，不可能重用他，但总能糊口，赴美或留欧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陈公博去上海前不久，汪伪团队的核心成员高宗武和陶希圣反戈一击，不但上海出逃，还将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骇人听闻的、约定永远不公开的卖国条约偷出来全文公开，即所谓的“高陶事件”。汪精卫所谓“和平救国”的假面具彻底不攻自破，所以对于其他人而言，确实没必要再与他们有联系，去趟这一滩浑水。
但是陈公博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从香港来到了上海，明明对于所有人而言，这都意味着当汉奸，他也去当了。战后有人在陈公博被羁押时跟他谈过，他被枪毙后也有人整理过与他相关的史料，对此事的解释都是：陈公博是一个兄弟感情很重的人，他的理念就是汪精卫一路提拔他，那既然现在汪精卫遇到了“困难”，就无论如何应该帮他。他认为民族大义什么的都不用考虑，或者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要忠诚于汪精卫，于是就跳了火坑。
所以我们看到这恰恰就是伯夷叔齐式的“忠”：不问是非，不分黑白。只关注教条的刻板的形式，也把个人感情置于民族大义之上。二者实际上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我想伯夷叔齐要是在天有灵，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带出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的汉奸。
鲁迅当然并非不讲忠义之人，但是对于愚忠，他从来不吝于加以最刻薄的批判。写了这么多，我只能说他的评价是对的：伯夷叔齐真的是昏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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