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毛齐华：“中共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除给上海中央局留下两个电台负责联系外，另在上海还留有一个由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领导的系统。该系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与我经常有联系。”
两个电台被破坏后，刘仲华找到毛齐华，告诉他“你要抓紧重建电台。”
于是刘仲华从山西和西北军中调来“老陕”和一个河南人作为报务员，“两人都很年轻，革命热情很高。”又调来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及其女儿聂力（聂丽）作掩护，并从中央苏区调梁广来上海，以充实力量。
中央红军西征后，留守苏区的两万多红军仍遭受强敌围剿，实力不支，遂实施“九路突围”。
“因梁广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所以陈谭秋就叫梁广同他们一起走。”
而陈谭秋则肩负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任务。
梁广随陈谭秋他们一路血战突围，红军战士为保护这两位或病或文弱的领导胜利突围，整连整营的战士在狙击强敌时牺牲。
陈谭秋在突围中跌落悬崖，使右耳缺了一大块，梁广则拖着病躯，但他们终于成功到了闽南，短暂休整后，又从闽南到广东出海，一路艰辛前往上海。
毛齐华将两台收发报机装配成功后，一部设在康定路，一部设在浦东洋泾镇。
但两部电台均未与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联络上。原因何在呢？
《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毛泽东与王稼穑最近谈话〉出自谁手》（作者：王美芝）一文有以下记述：
“1934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络部长（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告知中共：‘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得到莫斯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电台与上海中央局也掐断了联系。”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大破坏，第三任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及其他数十人被捕。
上海中央局军委负责人刘仲华牵头组成上海临时中央局，并担任负责人，浦化人也成为三人团之一，王世英成为刘仲华的得力助手。
而在此一个月之前，遵义会议召开，由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中断，中共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扰下，选举更换了中央核心领导人，毛泽东从边缘化地带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为将遵义会议的选举结果向国际汇报并获得国际的认可，潘汉年、陈云受中央委派，先后脱离长征队伍，他们带了中央的电台呼号和密电码，一前一后赶往上海，以期恢复上海与中央、国际的通讯联络。如不能恢复，则执行去莫斯科汇报的第二方案。
1935年4月，因患恶性疟疾躺在担架上不能进行长征的涂作潮，九路突围时随项英、陈毅一路行动，掉队后辗转6个省、跋涉5000多公里后，已是瘦骨嶙峋的涂作潮在上海找到了“蔡老板”蔡叔厚；同年秋天，从九江俘虏营逃出，“骨瘦如柴、身上还长满疥疮、处境十分宭迫”的刘鼎也找到了“蔡老板”。
5月，陈谭秋、梁广历经死里逃生和千辛万苦后抵达上海，梁广向毛齐华报到后，毛让其先熟悉上海的街道。
6月20日潘汉年抵达上海，他“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但上海与中央红军依旧没有呼通，潘汉年写信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希望能在上海与他们会面洽谈。
而此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因华尔敦刚刚被捕（即怪西人案），没有与潘会面，而是希望潘汉年随陈谭秋等直接去苏联汇报并参加共产国际七大，还告知国际派来的交通员已从海参崴赶来上海，以护送他们去莫斯科。
6月底陈云抵达上海，7月与潘汉年会面后“一致认为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决定先后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
而就在此时，还在熟悉街道的梁广碰到了曾山。
曾山在九路突围时，率领红二、四团千余人自崇贤齐汾向北突围，至新干突围战后，只剩孤身一人，辗转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两个月过去仍未接上头，生活异常艰难，在街上靠卖牙刷过日子。
梁广向毛齐华汇报后，在毛齐华的联络下，党组织决定送曾山去苏联。
在准备启程之时，1935年7月22日至24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包括蒲化人、王子清以下共40人被捕，而军委系统除了一个司机外，所有同志都安全转移。
在宋庆龄、马海德等人的帮助和护送下，陈云、陈谭秋、曾山、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何实楚（何叔衡之女）等人于8月5日登上从上海去苏联的轮船。
潘汉年则以“水番三郎”的化名，从香港乘坐苏联货轮“东方号”前往苏联。
“陈云、潘汉年还没能使上海（临时）中央局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沟通无线电联络，就离开了上海。”
陈云行前把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密电码、2000元经费留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邱云。
这个邱（秋）云就是李云，她曾有个化名叫李秋云。
接着刘仲华、贺昌之（炽）接到撤往苏联的通知，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遂由王世英接任，按刘仲华的行前部署，王世英于1935年中秋节前后带军委机关和中央特科撤出上海，前往天津。
撤出前，王世英在上海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即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由从南昌撤回的邱吉夫负责，联络站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
毛齐华随王世英撤往天津前，将设在康定路、浦东洋泾镇的两部电台移交给梁广，梁广11月奉命撤往莫斯科，又将这两部电台移交给联络站的邱吉夫。
李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情缘》中这样写道：
“王世英1935年调离上海，由邱吉夫负责全面工作，同时掌管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我的丈夫徐强（化名老金）则是特科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我是掌管发报机（密电码）的机要员，从未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电报。”
由此可看出，陈云、潘汉年离沪后，邱吉夫、李云他们利用毛齐华留下的电台和陈云、潘汉年留下的呼号、密电码，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徐强通过洪帮钱安澜的关系，将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陈海涛发展为自己的内线卧底，“凡是法租界巡捕房要逮捕共产党人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消息，由他事先通知我们。”
这个警报系统是这样运作的：钱安澜家是联络点，陈海涛将情报送到钱家，徐强派交通员刘钊（化名老丁）每天下午必去钱家。
刘钊与老龚从事的工作类似，只是刘钊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辱使命而已。
1935年11月18日下午，刘钊在钱家取得一份警报，上书：“将在今晚8时行动，搜查捕人。”并附有一份没有姓名的18个地址详情。
刘钊来不及向徐强汇报，即送到交通站孟菲那里，孟菲动用了紧急时刻才能动用的几块银元，带上一个闹钟（因没有手表）、打上出租车，按地址挨个去通知报警。
刘钊、孟菲两人当机立断的紧急行动，使吴竞、高原、何克希、方知达、钱明、翁迪民、郑文道、李文运、金祖望、陈克寒、史月琴等17人得以紧急撤离而免受牢狱，他们以后成为上海情报科中方人员的核心骨干。
至晚8时，唯有一人没通知到，他在孟菲上门通知时不在家，后打电话又无人接，当晚也没按约定时间到交通站联络，这个人就是第二天在大埔同乡会被特务“绑架”的邱吉夫。
“邱吉夫被敌人绑架，而电台又是他直接掌管的，使我们与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各项工作被迫停滞。”
这边特科着急，那边文委系统也着急，当时在中央特科内部负责协助共产国际情报机构工作的王学文在1978年谈了一些情况，被唐天然整理成《王学文谈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后解散文委的一些情况》一文，文中这样写道：
“上海党组织大破坏以后，特科系统和文委系统两方面都找不到党的关系，失去了和上级党的联系，很苦恼。后来，我们从范长江办的《大公报》上看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就和特科另一系统的徐强同志商量，决定派人到陕北去找党中央，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来领导。”
徐强又与董健吾、徐汉光（徐强堂弟、原邱吉夫交通员）商量，决定由董健吾、徐汉光去陕北。
但此去陕北不仅关山重重、封锁严密，就是路费盘缠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三人又一致同意找孙夫人宋庆龄帮忙，这个找宋庆龄帮忙的任务自然由董健吾担任。
因潘汉年自撤往中央苏区后，董健吾便成为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为利于安全，董健吾将去宋宅跑腿的工作交由女儿董惠芳完成，董惠芳从1932年开始到李云接任此项工作，做了宋庆龄四年多的小交通员。
董健吾找宋庆龄后，回家等候消息时，宋子文也到了二姐宋庆龄的家里，他此次前来是让二姐帮他找共产党的！
因国民政府又欲联苏以抗日，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已与王明、潘汉年接触了三四次，王明态度明确，认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于是国民党方面几路人马开始寻找、对接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只是其中一路而已。
宋庆龄对宋子文说，你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健吾董牧师，好像有这方面的关系，我可以联系他一下。
世事竟然真有这样天作的巧合！而这样的巧合，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看到。
于是一切顺利，董健吾、徐汉光从寸步难行的秘密工作者，摇身一变成为奉命寻找共产党的官方代表，遂在国统区一路畅通，又通过张学良的安排，与张子华（曾养甫对接的一路）一起顺利到达陕北。
而张学良通过与董牧师的交谈，知道了蒋介石在找共产党谈判，更加坚定了自己与共产党谈判合作的决心，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天助共产党的巧合呢？
1936年4月，冯雪峰从东征前线返回陕北，带着陕北电台的呼号和密电码，化名李永生，在董健吾护送下来到上海。
冯雪峰由徐强接应，在旅馆安顿后，即到内山书店打听鲁迅的住址。与大先生鲁迅会面交谈后，鲁迅又打电话给宋庆龄，说“那边来人了。”
看望鲁迅后的第二天，冯雪峰去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拜访了宋庆龄。
当冯雪峰住在鲁迅家里后，周文接到了鲁迅一封信，信有“故人来访，请来寒舍”等语。
周文去鲁迅家后，又带“故人”去见妻子郑育之，见面后三人哈哈大笑，原来鲁迅说的“故人”就是他们的老战友冯雪峰。
冯雪峰的电台人员老王（应是化名）自己装配了一台收发报机，两个多星期后还是不能与陕北呼通，冯雪峰等不下去了，说：“看来只有请孙夫人帮忙了”。
李云在《往事与情缘》中写道：“不久，在孙夫人帮助下搞到一台功率大的收发报机，安置在一位外国朋友居住的一幢楼上，按照冯雪峰带来的呼号，很快与中央恢复了联系。”
这“一位外国朋友”，就是路易·艾黎，但这部电台不是孙夫人刚搞到的，这部电台一直就在那里，围绕这部电台的“外国朋友”，还有很多。
关于这部电台，在《艾黎自传》中是这样写的：
“甘普霖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在我们住所的底层设有他的一间小工房……有一次需要在我们家里设置地下电台，与正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我们顶楼的房间里。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但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三条明确的信息：
一是电台在他们家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二是电台经常迁移，说明这部电台一直存在；
三是这部电台与长征中的红军有联系。
除了这段描述和一次电台转移，《艾黎自传》中再无其它关于这部电台的叙述。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吴殿尧著的《刘鼎传》，为我们揭开了这部被雪藏已久的电台的秘密：
“路易·艾黎家的顶层有个小阁楼，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这里，由甘普霖负责。还有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协助他工作。通过这部电台，共产国际中国组与一些地方的红军时而取得联系。
这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刘鼎和艾黎、甘普霖都格外欣喜，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他们请来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筹办《中国之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搞了个小聚会。这些平时不喝酒的人，都兴奋地举起杯来。”
艾黎是史沫特莱发展的，而刘鼎则是蔡叔厚通过史沫特莱安置在艾黎家中避难的，刘鼎这时化名为“周教授”。
刘鼎逝世后，路易·艾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刘鼎，杰出的中国人》，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位英国人，叫亚力克·甘普霖，是英共党员，在上海电力公司供职。”
这部秘密电台以及围绕这部电台的众多“外国朋友”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当然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希伯和裘尔斯夫妇。
史沫特莱把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告诉了鲁迅，并动员鲁迅和茅盾联名向陕北红军发一个贺电，这从茅盾的两篇回忆文章中可得到印证，当茅盾问鲁迅怎么能把这个贺电发到陕北时，鲁迅说，把电文交给史沫特莱即可，她有办法的。
史沫特莱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和秘密电台的工作纪律的，宋庆龄对此也极为反感，后加上创办《中国之声》杂志方面的分歧和史沫特莱高调的行事方式，宋庆龄逐渐切断了与史沫特莱的联系，并对外宣称史沫特莱从未担任过自己的秘书。
据《艾黎自传》另一处对电台的记述，巡捕房曾以查漏电的名义联合电力公司来搜查过房子，真实目的是奔着电台来的，为防意外，电台被转移，“周教授”被史沫特莱送到宋庆龄家里躲藏了六七天，而正是这六七天的相处，宋庆龄对刘鼎的学识和为人有了相当的了解。
当董健吾向宋庆龄报告张学良想在上海找共产党时，宋庆龄让史沫特莱安排董健吾和“周教授”接头，接头时，两个中央特科的老成员先惊愕，后相视而笑，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随后董健吾告诉宋庆龄和李杜将军，刘鼎同意去西安见张学良，李杜于是发电报告诉张学良，“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张学良于是派来亲信赵毅，在他的护送下，刘鼎乘火车从上海来到西安。
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则在董健吾的安排下、在李杜将军和地下党员杨承芳的护送下，从上海乘船到了巴黎，又由康生从巴黎接到了莫斯科。
即便是最擅长精巧构思的编剧也编排不出如此精彩的情节和各种神奇异常的巧合！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部电台设立、撤销的确切时间，但我们已找到相应的线索并已能解释困惑我们很久的疑问：
一、1929年8月10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与来访的戴季陶先生舌战，曾斥责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里装有秘密电台。
二、《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中，记述了佐尔格从德国军事顾问团那里搞到了国民党军将采取“壁垒策略”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情报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三、在上海秘密电台被彻底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已完全断绝的情况下，阿布拉莫夫于1934年10月18日是如何告诉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停止与上海局的无线电联系的。
四、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与第二天，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从“拘蒋”到“释蒋”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会发生如此巨变？
斯诺在其《红色中国杂记》中说:
“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X（即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有了这部电台的存在，
以上的疑问顿时烟消云散，
冯雪峰之所以要“请孙夫人帮忙”，
其实他事先就知道
孙夫人掌控着一部秘密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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