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一个核心且常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品种在申请保护前，已经被他人未经许可（即“侵权”）销售了多年，这个品种还具备“新颖性”吗？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品种权的生死存亡。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最高法知行终891号判决中，对此问题给出了明确而终局的答案：未经育种者许可的“侵权销售”，不会导致该植物新品种丧失新颖性。这一判决，为同类案件确立了清晰的裁判规则，极大地稳定了育种者的权利预期。
一、 案情回溯：一场围绕“卡利普索”凤梨的权属攻防战
本案的焦点是一种名为“卡利普索”的果子蔓属凤梨植物新品种。其品种权人为爱某特公司，申请日为2008年5月15日。
无效宣告请求人陈某芳主张，在“卡利普索”申请日之前，该品种早已在国内外被公开销售超过法定年限，因此已丧失新颖性，应宣告无效。为此，他提交了关键证据——一份比利时法院的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早在2000年，就有第三方公司在荷兰展销会上侵权销售与“卡利普索”为同一品种的“星光”和“凯瑟琳”。
一场法律上的逻辑博弈就此展开：
- 请求人观点：法条规定“申请日前未被销售”，并未区分是“合法卖”还是“被偷卖”。既然事实上的销售和扩散已经发生，品种就不再“新”了。
- 品种权人与复审委员会观点：导致新颖性丧失的“销售”，应仅限于育种者自己或经其同意的销售。“被侵权”不应成为剥夺育种者权利的理由。
二、 法院裁判要旨：最高院的三大核心认定
经过一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层层剖析，最终驳回了无效请求，维持了“卡利普索”品种权的有效性。其裁判逻辑清晰而有力：
1. 核心界定：只有“经育种者许可的销售”才会破坏新颖性
最高院明确指出，在判断新颖性时，销售行为是否经过育种者许可是关键前提
- 法理溯源：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立法精神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一脉相承。公约明确规定，导致新颖性丧失的情形仅限于“经育种者同意提供出售或在市场销售”。
- 逻辑内核：品种权制度的核心是保护育种者的智力劳动成果。如果将他人的“盗窃”行为（侵权销售）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强加于被盗窃的“受害者”（育种者）身上，令其既遭受经济损失，又丧失品种权利，这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也将严重挫伤育种创新的积极性。
2. 事实认定：本案证据均指向“侵权销售”，非“许可销售”
最高院对在案证据进行了严格审查：
- 比利时判决所证明的境外销售，明确是第三方的侵权行为，并非品种权人自身或其许可的行为。
- 关于中国境内的宣传资料，要么无法证明形成于申请日宽限期之前，要么仅是“许诺销售”而非“实际销售”的证据，且同样无法证明是经品种权人许可的销售行为
既然不存在“经许可的销售”，则无需进入下一步判断其销售时间是否超出宽限期的环节。
3. 法律适用澄清：新名录品种的宽限期变通仅针对境内销售
本案还涉及一个技术性法律问题：对于“卡利普索”所属的果子蔓属这种新列入保护名录的植物，其新颖性宽限期是否有特殊规定？
一审法院曾认为对境外销售“没有具体限制”，对此最高院予以了纠正，明确：
- 根据实施细则，对新名录公布一年内申请的品种，仅对中国境内的销售宽限期从1年放宽至4年。
- 对于中国境外的销售，宽限期仍应遵循一般规定，即其他植物为4年。
尽管有此纠正，但基于“侵权销售不破坏新颖性”这一根本原则，本案结论并未改变。这一纠正体现了最高院在法律适用上的精准性。
三、 律师视角：本案对种业行业的深远启示
作为一名种业律师，我认为本案的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行业提供了以下关键启示：
1. 给育种者/权利人的“定心丸”：积极维权，无须畏惧历史侵权
判决彻底打消了育种者的一个重大顾虑：“我的品种早年被人偷了、扩散了，我现在还敢不敢申请权利？申请了会不会被无效？”
最高院的答案很明确：大胆申请，大胆维权！他人的侵权黑历史，不会成为剥夺你合法权利的借口。这鼓励了育种者，尤其是那些对历史维权信心不足的企业，更积极地通过法律途径确认和保护自己的品种权。
2. 给潜在挑战者的“警示牌”：试图以“历史侵权”无效权利此路不通
对于意图通过寻找品种在申请日前已被侵权的证据，来挑战品种权有效性的第三方而言，本案基本关闭了这扇“偏门”。未来的无效宣告请求，必须将火力集中在其他授权要件上，如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或者寻找证据证明存在育种者自身或许可的早期销售行为
3. 给行业实践的“指南针”：规范内部管理，厘清“销售”边界
本案再次凸显了“经育种者许可的销售”与“侵权销售”的法律天壤之别。这要求种业企业：
- 强化内部合规：建立完善的品种材料管理制度，明确区分测试、展示、合作与商业销售的不同阶段和法律性质。
- 谨慎对外授权：任何对外提供繁殖材料的行为，都应通过协议明确其目的（如测试、繁殖），避免在未准备正式申请品种权前，因管理不善导致被视为“许可销售”，从而意外丧失新颖性。
- 勇于主动维权：一旦发现早期侵权迹象，应积极通过发送警告函、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并注意保全证据，这不仅是挽回损失的需要，也是未来在可能的权属争议中，明确该销售行为“侵权”性质的有力证明。
结语
最高院的这份判决，不仅是对个案争议的平息，更是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核心价值的保护——法律保护创新者的智慧投入。它划清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偷”走的，永远不是“我”的合法权利。在鼓励种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此案无疑为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种业法律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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