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由于受东亚“华夷秩序”的影响和制约，历代统治者一再向中国遣使朝贡。而中国历代王朝实际上是将日本(倭)作为外藩国看待的。自古以来，外藩朝贡觐见，都带来本地土特产品，换取大国的馈赠和赏赐，这种进贡和回赐，实际上起了贸易的作用，史学家一般称之为“朝贡贸易”。简言之，朝贡贸易就是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的贸易。作为朝贡国来说，表面虽然承认自己是“附庸国”，而实际上是通过朝贡的形式，获取其经济利益扣”。
中日之间最早发生的官方贸易是以倭人“以岁时来献见”的形式进行的，到了东汉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有了迅速的发展，不再限于“岁时来献见”，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为“遣使奉献”或“奉贡朝贺”。隋唐时期，日本虽改变了过去向中国王朝称臣求封的做法，试图采取对等的立场，但翻检中国史书，如《隋书》、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仍有多处日本“遣使朝贡”的记载。而且唐朝对遣唐使的称呼，与对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亦称之为“朝贡使”。尽管当时日本名义上没有接受中国的册封，但实际上仍处于朝贡受赏的地位，因而隋唐时期的官方贸易仍属朝贡贸易。
在前期的官方交往中，日本为了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不断遣使朝贡。由于当时日本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贡品多为奴隶、土特产等中国皇帝不太需要的物品，而日本得到的回赐品无论其实际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比贡品贵重得多，回赐的礼品中有黄金、铜镜、文锦、白绢等珍贵物品。这些回赐品不仅大大满足了日本统治者对生活“奢侈品”的需要，而且使日本获得了经济贸易的厚利。
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隋唐时代，中国王朝的回赐品更加丰富，日本每次朝贡都会得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贡品的回赐礼品。明朝时期，日本统治者认识到与中国通好，获利丰厚，努力恢复官方贸易，开始了勘合贸易时期。由于明朝想借以剿灭倭患，采取了厚往薄来的笼络政策，因而日本商人多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获得巨利。
对中国的统治阶级而言，这种朝贡体制以及随贡使而来的贸易行为是一种政治性活动，从不计较经济上的利益，是想籍朝贡这一体制取得四夷的尊崇、臣服，施恩于四夷；而朝贡的各夷族、夷邦则仅需要以奉正朔、称臣、贡方物，换得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赏赐，满足其经济上的欲望。因此，《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
且不论日本每次遣使的目的究竟为何，他们从回赐品里得物质利益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官方贸易的历史地位、贸易方式和贸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历代的官方贸易都有一个本质的特点：它与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需要有密切联系，它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从日本方面讲，日本早期的部落国家向中国两汉王朝遣使朝贡，是希望凭借封建大国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统治，企图得到中国王朝的庇护和支持，在兼并战争中获胜。
邪马台国通聘曹魏，是想借助中国皇帝的支持和保护，驾御其所属部族，巩固在联盟内部的统治，以对抗日本列岛南部另外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狗奴国。倭五王向南朝称臣纳贡，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王权和维护统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想借中国的权威抗衡高丽北部的高句丽，确保在半岛南部的统治权。
隋唐时期，日本出于整顿国家、加强王权的目的，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向中国学习，多次派遣担负着文化和贸易使命的外交使团，力图加速移植中国先进的文物制度，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明朝时期，室町幕府为了通过对明贸易充实幕府的财政，并借助称雄东皿的明朝的声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明廷保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朝贡贸易。
从中国方面讲，各封建王朝之所以与日本保持着这种厚往薄来的官方贸易关系，主要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势和圣德，扩大政治影响，把国内的封将君臣关系推及到周边各邻国，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当然，特殊时期还可能有特殊的目的和需要。例如，营魏册封厚赐邪马台国除了对外宣示威德外，更重要的是出于联倭抗吴的政治需要。
对魏来说，安抚倭国既可以扬威海外，牵制高丽半岛诸国的力量，又可以阻挡吴国的北上，孤立孙吴，从而求得东北边疆的安定，集中力量对付吴、蜀，以加速统一全国的步伐。再如，明朝建立后，明廷从当时的实际形势考虑，面对倭贼对我国北方沿海的不断侵扰，决定以允许贸易为交换条件，希望日本能主动禁止倭贼，和平解决倭贼扰边问题。
当两国朝廷之间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外交关系时，官方贸易便能顺利发展；反之，外交关系的中断或破裂必然会阻碍官方贸易的正常发展。在古代中官方贸易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广泛的人才和文化交流。通过向“中国”朝贡，日本不仅达到了贸易获利的经济目的，而且得到了强盛大国的庇护和支持，同时还实现了人才交流和文化吸收。
早在倭五王时代，倭国遣使到中国在上表求封的同时，便致力于招聘技术人才，以便提高日本的生产技术水平。南朝的刘宋政权应日本的要求，派使者送去了中国工匠汉织、吴织和衣缝兄嫒、弟媛。这两种技术工人的赴日，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纺织和裁缝技术，改善了日本人的衣着。随使节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也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回国后为改革日本政治制度，发展日本的科技、文化、宗教、艺术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遣唐使团中还有像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弁正、灵仙等终身仕唐，从事文化和宗教活动者，他们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唐朝也有许多中国人随官方使团东渡日本，他们之中，有奉命送日本遣唐使回国的送客使或因其它使命赴日的朝廷使节，也有应邀或主动赴且传播文化的专家、僧侣。其中也不乏有长期留居日本，终身仕日者，如沈维岳、袁晋卿、皇甫东朝等，他们对传播唐朝文化贡献颇大。
应邀赴目的高僧也人数众多，比较著名的有道明、道荣、道瑁等，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当数鉴真和尚。鉴真六次东渡，五次未成，历尽艰险，终于在753年乘坐归国的遣唐使船成功到达日本。著名的入明僧有仲芳正中、天与清启、雪舟等扬、桂庵玄树、了庵桂梧等。在日僧入明的同时，明僧也有以使者身份进入日本者，如仲猷祖阐、无逸克勤、道彝天伦、一庵一如等。
这些入明日僧和渡日明僧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加速了中日之间文化的移植。古代中日官方贸易范围广泛，贸易品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日本文明的进步，日本的输出品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贡品从最早的奴隶扩展为硫磺、生铜、苏方木、刀剑、折扇、屏风、漆器、工艺品等。从中国输入的回赠品及商品比日本的贡品更为丰富，更为贵重，主要有生丝、绸缎、药材、陶瓷器、书籍、铜钱等。
随着这些贸易品的广泛交换，促进了中日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便利了日本全面吸收中国的先进技术，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通过官方贸易活动，不断引进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加速了日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生活。随着中日官方交往和经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陆续传入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并被广泛采用。
伴随着中日两国经济贸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中国朝廷发行的钱币，或作为贸易品，或作为支付手段，被大量输入日本，刺激并促进了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日本奈良朝深受中国封建统治者农本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视吸取隋唐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式的犁和名为唐镘的大型锄，先后传入日本，提高了日本农业的生产率。
日本鉴于“耕种之利，水田为本”，中国“堰渠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而日本却“素无此备”，便于829年仿中国水利工具制造了手推、脚踏、牛拉等不同类型的水车，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推广使用。同时，还引进了中国的水稻插秧法，由于朝廷的推广，迅速普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奈良时代的遣唐使还把中国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带到日本，向日本人民介绍并推广了中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这对日本农、技术的提高起了巨大作用。
伴随着农业技术和农具的东传，许多传统的中国优良农作物品种也被移植到日本。自754年东渡扶桑弘布佛法的唐鉴真和尚把制糖法传入日本后，日本才知道植蔗和制糖的知识。至今，日本人仍奉鉴真为榨糖业的始祖。本人知道关于茶的知识也是从唐朝开始的。遣唐使帝回去的茶叶尚属达官显贵的奢侈品，到805年，中国茶籽才由学问僧永忠带到日本，后来在滋贺县种植后，逐渐传遍日本列岛。
滋贺县所在的京都地区，则成为日本著名的产茶区之一。茶叶有提神、养生、延寿之功效，日本人最初一般用于制药，后来又仿唐人饮茶，从而养成饮茶习惯。这一切，不仅使日本人掌握了许多新的农业知识，而且也改善了日本人的饮食条件。隋唐时期，中国对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也十分重视，曾先后作了多次修改，使中国历法日趋完善，而每次修改后的历法，都先后传入日本。
日本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先后采用了南朝宋文帝时期的《元嘉历》，唐朝高宗时期的《麟德历》，玄宗时期的《大衍历》，代宗时期的《五纪历》和穆宗时期的《宣明历》。特别是《大衍历》和《宣明历》，代表了唐代历法的先进水平。《宣明历》一直沿用到江户时代，前后使用达一千余年。中国的各种物品以回赐的形式传入日本，不仅可以满足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作为仿效、学习的样品，从而产生更多同类的物品。
中国的养蚕和丝织业早已传入日本，陈寿在《魏志·倭入传》中也提到邪马台国已有了养蚕和丝织业。但是，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国女王朝献的贡品中仅有斑布二匹二丈，说明倭人的纺织技术尚不发达，产品难以充作贡物。魏明帝赐给卑弥呼女王的物品中有绀地交龙锦、绀地旬文锦等绢锦，有绛地绉粟厨、细斑华丽等毛织品，此外还有黄金、铜镜、真珠等各种珍贵物品。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这些物品当然只是倭人中少数贵族阶级玩赏的奢侈品，但也必然在女王国中形成鼓舞新技术，促进文化的动力”正如其所言，到正始四年(243年)女王的贡品之中不见了斑布，而出现了倭锦、绛青缣、锦衣、帛布等多品种和高质量的纺织品，这应该是受到中国纺织技术刺激和影响的结果。铜镜传入日本，起了同样的作用。稀罕的舶来镜在古代倭人眼中，是权威的象征，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汉代时，中国的铜镜已传入日本，这从本出土的文物中已得到证实。大约从160个遗址中出土了320面汉镜，几乎囊括了汉代流行过的所有镜式。至弥生中期以后，仿制镜开始大量涌现。据《魏志·倭人传》记载，曹魏又两次向女王赠送铜镜。魏明帝时赐铜镜百枚，魏帝芳继位后又赐铜镜若干枚，如果再考虑到民间的流通渠道，则魏时传入日本的铜镜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但在日本出世的400余枚魏镜中，并非都是由中国传入的，其中有一些是在日本制造的仿制品。这些仿制镜不论从铜制、造型、工艺、文饰等方面都接近了魏镜，说明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镜技术已有了迅速提高口。据统计，日本出土的铜镜有3000多砸，其中1／3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舶载镜(中国镜)，约2／3是日本制造的倭镜(模仿镜)。
《魏志·倭人传》载：“男子皆露纷，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纷，作农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这里说的是很早就较多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筑紫倭人穿的衣服，其他地方倭人的穿着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日本使者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带回去的中国南朝工匠汉织、吴织和衣缝兄媛、弟媛等人，归化日本。汉织、吴织生产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南方式样的美丽纺织品，兄媛、弟媛使日本的裁缝技术也有所进步。
正是由于南朝刘宋向大和国支援的这些技工，使日本人民的衣服得以改进，穿着舒适，触及肌肤觉得温暖。他们的纺织缝衣技艺，对振兴日本产业，改善日本人民生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唐朝的手工业技术相当发达，唐朝的冶炼技术传入日本后，称为“唐锻冶”。唐代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造型美观，驰名天下。遣唐使把精致的工艺品和制作技术大量输入日本，诸如屏风、唐镜、棋盘、乐器等数以千计的艺术品至今仍藏于八世纪建成的奈良正仓院中。
其他还有采用铸金、雕金、透雕、金银镶嵌、镀金等技术制造的金工艺品，施用途漆、干漆、平脱、螺钿、莳绘等技术制造的漆工艺品，用蜡染、雕板印染、绞染等技术染制的染制品，锦、绫等高级纺织品，雕花玻璃品等等。这些精荚的工艺品以及高超绝妙的制作工艺至今仍为日本人所熟悉掌握，并得以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瓷器的发明和制造，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
日本直接受到中国陶瓷影响是从隋代开始的，日本僧侣带回一件珍贵的双耳盘口青瓷罐，曾保存在推古天皇建造的法隆寺里。到唐代，中国陶瓷大量输入日本，其中尤以“唐三彩”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据日本学者研究，初期传入日本的“唐三彩”，可能是赴唐的遣唐使或学问僧接受的礼品，也可能是唐朝使者赠给日本宫廷或大寺院的。日本朝廷十分珍视“唐三彩”的优美造型和高雅风格，并研究“唐三彩”的制作技术，自己制造了在造型、釉色、花纹等各方面都酷似“唐三彩”的一种陶器，名为“奈良三彩”。
“奈良三彩”的诞生，奠定了日本陶瓷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日本的陶瓷一直是单方面地接受中国陶器的影响和刺激而向前发展。唐朝廷发行的“开元通宝”，通过遣唐使被大最带到日本。自708年起，日本模仿唐朝“开元通宝”，开始铸造“和同开弥”。“和同开弥”铸造以后，由于当时日本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畿以外，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物交换为主，所以很快便即行废除。但此后亦作为礼品由遣唐使赠予中国。
“和同开弥”于1970年10月在我国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成为古代中日经济贸易往来的见证。自“和同开弥”以来，日本一共铸造了12种铜钱，称之为“皇朝十二钱”。而自“皇朝十二钱”最后一枚“乾元大宝”于958年铸造之后，直到江户时代1636年“宽永通宝”的开铸，在这约7个世纪期间，日本朝廷没有再发布铸钱令。由“皇朝十二钱”的铸造、使用而带动起来的，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经济的变化、发展已势不可挡。
日本铜钱的停铸，使得逐渐发展起来的本国货币经济，不得不由大量的中国铜钱来支持。随着日本国内考古发掘的进步，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铜钱。以唐朝“开元通宝”为首的中国铜钱屡见不鲜，可见输入日本的中国铜钱数额是相当巨大的捧”。近代以来，日本考古学家在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岛的全国各地先后出土的“开元通宝”竟达万枚之多。这些唐代铜钱还有同明代古币一起出土的，由此可以推测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与日本货币一起流通于市场。
明代勘台贸易时期，日本的输入品以铜钱为第一。明朝对于使臣自进物和国王附搭品的给价，大都用洪武、永乐、宣德等年间的铜钱支付。明“永乐通宝”在日本东部地区大量出土，可见当时铜钱输入量是相当巨大的。困当时室町幕府本身不铸钱，即使开铸，也由于技术、铜质低劣，以至不能当作货币流通，所以在交易时，人们还是喜欢使用明永乐钱，称为“良钱”。
随着日本国内商业的发达，对铜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幕府便借进贡为名，来换取中国的铜钱，有时甚至急不可待地公然请求明朝廷赐予铜钱。例如成化四年(1468年)，义政将军在给宪宗皇帝的国书附件中请求说：“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
成化十二年(1476年)义政在致明朝廷的国书中再次提出赐铜钱的请求，明朝廷赐铜钱五万文；成化二十年(1484年)又上书说：“抑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圣恩广大，愿一十万贯以满其所求，则赐奠大焉”(横川景三：《补庵京华集·别集》)，此次勘合贸易使团正使子璞周玮明白表示：将军差他入朝目的，就在于要求赐给铜钱。
由此可见，当时赏赐的铜钱在日本经济土所起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正如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所言：“简直可以说，没有它(指铜钱)就难以指望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木宫泰彦也认为：“这笔钱币，对于日本国内钱币的流通，当然发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货币史上和经济史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古代中日官方之间的贸易活动产生的经济影响，绝不仅仅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单方面影响。
在日本引进、吸收中国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从日本的贡品中也接触到了日本的技术成就，吸收了新鲜经验，从而得到一定启发和促进。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丝绸之国”，拥有较先进的纺织技术。但在中国正史中，却多次记载了“阔幅布”、“珍珠绢”等日本纺织品。李白在赠王屋山人魏万的诗中云：“身披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并在诗下有自注：“裘者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
李白在诗中特地吟诵了以日本布做成的“日本裘”，足见在李白眼中，日本布也不是寻常之物。这说明，日本的纺织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在利用植物纤维织布方面，给中国人提供了新鲜经验。《后汉书·东夷传》载：日本人“知织绩为缣、布”。日本布可能是用木皮纤维织成的。这种利用植物纤维织布的技术，对推动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当有借鉴作用。
世界上最早知道造纸的，无疑是中国。但其制法传入日本后，日本结合本国的原料，经过创造性努力，生产出了极为精良的纸张。《新唐书·日本传》载：“建中元年(780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兴能是第十七次遣唐使布势清直的音译，他所带来的纸张，中国人都没见过，足见其非同寻常。
兴能在唐期间，还曾用日本纸给充当翻译的唐人杨某写章草二副，五代人陶谷见此后，鸡林纸就是高丽纸，而高丽纸则被《纸墨笔砚笺》评价为：“色如白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只有高丽纸“似可比肩”的日本纸，可见其质她极好。另据唐人李浚所撰《摭异集》记载，唐玄宗的兄弟们要求为他作起居注。
玄宗亲笔复信表示同意，“上以八分书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玄宗为对兄弟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和尊重，特地拿出日本国纸来作答，足见当时日本纸十分宝贵。宋代以降，随着日本生产技术的进步，更是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日本刀、折扇、屏风、漆器等等，说明日本的手工制作技术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中国。这些物品输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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