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海淮海中路的梧桐树刚冒出嫩芽，刘人寿推开租住小屋的窗户，冷风卷着雨丝灌了进来。桌上那封刚拆开的加盖“机要”字样的信纸，被吹得微微抖动。寥寥十几行字，却让这位在功德林坐了十多年牢的老地下交通员再度热血上涌——落款“陈云”，末尾一句话干净利落：“请你与黄景荷同志速来北京。”
信写得极客气，却透着不容推迟的分量。那年春节前夕，刘人寿已经宣布彻底恢复名誉，组织安排他进市政协养病休整。说是休整，其实两人还在缝纫机二厂借宿，每月津贴有限。陈云此刻把夫妇俩请进京，在上海的圈里立刻引起猜测：潘汉年的案子，可能要动真格了。
刘人寿拎着那只旧皮箱，箱底压着他刚写完的《对潘汉年全案情况回忆》，近三万字，密密麻麻。十几年前，他就想把这些写出来，无奈那时一句多问都会惹祸。如今，形势变了，他准备带进中南海。
列车进北京时是夜里，月台上灯光昏黄。工作人员领他们直接去西长安街一处招待所，连夜送来一碗热面，外加简单两句话：“陈老让你们先休息，明天谈。”刘人寿稍一端详，发现递话的人正是旧识罗青长身边的干事，心里更加踏实。
第二天上午，陈云在怀仁堂接见。对谈不到二十分钟，很少寒暄。陈云开门见山：“潘汉年是党内有名的隐蔽战线干将，案情久拖，我很着急。你们俩知道的细节，请写得再具体一些。”说完，他抬头看刘人寿，“时间紧，要下决心，能写多少写多少。”一句话，说得不重，却压得人直挺腰板。
回到招待所，刘人寿撑着病体，不停翻检旧记录。黄景荷把行李箱当桌子，替他誊抄。两口子一连干了七天，屋子里除了钢笔划纸声，只剩偶尔的咳嗽。资料补充完毕后，陈云亲自批给中组部、公安部，附带一句“先走内部程序，不要惊动太多人”。
时间往前推三十年，故事开始在上海。1939年春，刘人寿受潘汉年指派，由重庆潜回“孤岛”上海，利用袁殊铺好的电台管道同香港联络。电码里传出的“淮海”“陈官庄”等陌生地名，后来证明全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核心军事布防。在延安，李克农看完电报，只说了一句：“这是关键钥匙。”刘人寿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刚递出的东西，会在1948年底决定淮海战役的走向。
1949年 liberation of Shanghai， 刘人寿转入统战工作，本以为可以卸下刀枪。谁料1955年4月，“潘汉年案”骤然爆炸。他在统战部的办公室被当场带走，隔离审查。功德林的铁窗后，审讯者反复追问：“供出潘汉年的双重身份！”刘人寿低头沉默，因为他知道不出两句实话：潘的身份全由中央定，不轮到自己评判。十年后被判十二年，“追随内奸”的罪名让他心灰意冷。出狱假释后，他在厂里拎铁锤、搬零件，遇上老工人善意问一句：“听说你是特务？”他只是摇头笑笑，没再多说。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第一次在大会上提出“错案要抓紧纠正”。风向一变，上海缝纫机二厂的小广播都开始议论“平反”二字。此时刘人寿写下那份十二万字的申诉，先递工厂，未获理会；再托妻子北上，通过老同学于若木进入陈云案头。当年的隐蔽战线，最终还是靠战友情维系。
案子重新翻检并不顺利。许多早期档案散落多地；有些证言人在那十几年动荡中已不在人世。刘人寿干脆自费买了火车票，跑南京、跑广州，对照名单一一寻找。有人听到名字，愣了几秒才认出他来：“你当年的绰号叫‘阿寿’，对吧？”他嗯了一声，手心却是一层汗。
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正式昭雪。中央结论落款的当日，被专车送到刘人寿手里。他拿着文件，许久没出声。黄景荷见状提醒：“还有扬帆、于伶他们，也该得到同样的说法。”刘人寿点点头，把文件夹整平夹进皮包。那晚，他只是简单吃了碗面，没有庆祝。
1983年4月1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春雨霏霏。刘人寿、于伶、廖承志等人在贵宾室为潘汉年夫妇骨灰举行覆盖党旗仪式。放下骨灰罐的瞬间，刘人寿垂在身侧的手轻轻发抖，他在心里默念：“副部长，我们把你接回家了。”四周无人听见，只有党旗边缘微微作响。
葬礼结束，陈云又见到刘人寿，握手时只说：“多保重，工作还没完。”确实未完。随后几年，刘人寿陆续协助整理情报战线口述史料，给中央档案馆补录近二十万字原始记录。那批文件后来成为研究抗战时期秘密战线的第一手文献。
2009年冬，89岁的刘人寿在瑞金医院病逝。遗嘱极简：骨灰不建墓，只奉安八宝山，距潘汉年不远。他留下一行钢笔字：“人寿有尽，国事为大。”同行者读罢，沉默片刻，把纸折好收入档案袋。
今天再回溯那封1979年的来信，一张薄薄的信笺，几句话，却像闸门，放出了二十多年暗流。隐蔽战线的胜利和冤错，总需有人替真相跑完最后一程。刘人寿，用自己的后半生补完了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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